《新文學史料》40周年：中國文學歷史現(xiàn)場的活化石

　　四十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名家樓適夷、韋君宜、牛漢等創(chuàng)辦了以收集和保存五四以來文學史料為宗旨的刊物《新文學史料》，呼吁老作家撰寫回憶錄，呼吁文學工作者挖掘、考證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復文學記憶、重新溝通久已湮沒的五四新文學光榮傳統(tǒng)，為特定時期的中國文學走出幽閉、褊狹、僵硬之困局，走向豐饒、開放、鮮活的新境界做出貢獻。

　　創(chuàng)刊四十年，《新文學史料》刊發(fā)了眾多知名作家的回憶錄、自傳、日記、書信等第一手史料；也刊登文學研究工作者撰寫的作家小傳、評傳及偏重資料性的專題研究、訪問、調(diào)查、考證、年譜等重要史料，既有親歷者個人回憶，又有研究者多方考證的“史家拍案”。閱讀《新文學史料》，有助于走進歷史現(xiàn)場、感受歷史氛圍，從而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現(xiàn)代作家作品，探尋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真相。

　　2019年3月20日，《新文學史料》雜志舉行了創(chuàng)刊40周年紀念會。

　　還有不到兩個月，將迎來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1978年12月宣布創(chuàng)辦的《新文學史料》，在創(chuàng)刊號上曾推出了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的專號。在五四運動100周年到來之際，《新文學史料》雜志舉行了創(chuàng)刊40周年紀念會。2019年3月20日下午，紀念會在中國出版集團隆重召開。

　　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閻晶明認為，在眾多的文學期刊和學術刊物中，之所以《新文學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在于這本雜志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起到了還原歷史、正本清源的文化作用。無論是五四運動的風起云涌，還是文學史上的潮起潮落，中國新文學每一次浪潮的總結定位和功過是非的評價分析，既需要從大局觀上進行評說，也需要提供可資信任的史料作為佐證，所以基于史料和考證為特色的《新文學史料》在當代文壇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不斷彰顯。

　　另外，閻晶明認為，比起單調(diào)重復的學術腔，《新文學史料》隨時可以讀到讓人心喜的資料，獲知未曾聽聞的逸事，幫助我們理清糾纏交錯的人與事，補充未曾得到過的史料細節(jié)，打開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40年的《新文學史料》毫無疑問是一部沉甸甸的厚重之書，是一部鮮活的中國新文學史巨著。

　　中國出版?zhèn)髅焦煞萦邢薰靖笨偨?jīng)理李巖表示，四十年來《新文學史料》始終堅守實事求是的原則，秉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開放包容的心懷，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現(xiàn)各種文學史料，發(fā)表了大量的“五四”以來我國作家的回憶錄、傳記，刊登了這一時期有關文學論爭、思潮、流派、刊物、作家作品及文藝團體等專題資料，以及調(diào)查、訪問、研究、考證文章及不易見到的材料和文物圖片等。四十年，162期雜志，已經(jīng)形成豐富的史料庫，為研究“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新文學史料》不僅成為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中外學者不可或缺的常備資料，也受到愛好文史的讀者喜愛和收藏。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劉勇，在《新文學史料》40周年紀念會上回顧了自己與這本雜志的交往。四十年前，劉勇到北師大學習時，正好趕上《新文學史料》創(chuàng)刊，四十年來這份刊物伴隨著他的學習和研究生涯。從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角度，他認為《新文學史料》至少有三個重大貢獻：

　　第一，四十年來，《新文學史料》見證了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許多重要時刻，對幾十年來的文學論爭、文藝思潮、文藝團體、文學流派、文學刊物、作家作品等資料的整理、考證和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展現(xiàn)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豐富鮮活的歷史途徑，這些資料是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和學科持續(xù)發(fā)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石，堪稱歷史現(xiàn)場的活化石。

　　第二，《新文學史料》四十年來不斷為史料的定論與辨析、為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及時提供了許多新的論據(jù)和新的視角；從創(chuàng)刊以來設有考證、補證、來信摘登等欄目，及時對史料進行訂正和辨析。

　　第三，《新文學史料》四十年來專注于史料的產(chǎn)生與研究，尋求一種研究方法的突破，同時對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格局帶來新的突破。四十年來《新文學史料》最初以回憶錄、歷史現(xiàn)場為主，逐漸增加了史家拍案、口述歷史、作家專輯等欄目，努力尋求一種史料與研究、史料與方法的結合和突破。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則希望《新文學史料》雜志能夠拓展更大的文學視野：當代文學跟現(xiàn)代文學一大的區(qū)別是，現(xiàn)代文學的時間是封閉的，而當代文學的時間沒有上限，中國當代文學已經(jīng)七十年了，它不斷增加著各種運動、論爭、事件、史料、“十七年”、“文革”，包括改革開放四十年。所以，他希望《新文學史料》按照主要的范圍，在主要做新文學、做現(xiàn)代的同時，能夠更多地向當代延伸，給當代文學研究方面提供更多的史料的梳理、搶救、研究，推動更多的學科建設。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回顧說，四十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一批編輯名家創(chuàng)辦了這份刊物，呼吁老作家寫回憶錄，呼吁文學工作者挖掘考證史料，以一刊之力恢復文學記憶，重新溝通久已湮沒的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為中國文學走出困局，走向豐饒、開放、鮮活的新境界做出貢獻。

　　臧永清還談及《新文學史料》雜志面臨的當下困境。起止于1919-1949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僅有三十年歷史，而《新文學史料》已辦了四十年，重大史料越來越少，內(nèi)容荒是除了經(jīng)濟壓力之外的另一個問題。臧永清認為，《新文學史料》還需繼續(xù)深入挖掘并獲得流落于民間、封存于海外的稀見的重要史料。另外，雜志還要拓展歷史空間，一方面向前追溯到清末民初的近代，向后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的當代；另一方面從大文化概念入手，重構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如教育、文藝以及作家的生活條件、稿費收入、經(jīng)濟狀況等皆可豐富刊物的內(nèi)容。與此同時，設立西譯史話專欄，吸引中外文學交流史料。

　　在40周年紀念會上，胡風女兒張曉風代表作家家屬發(fā)言，回顧了《新文學史料》雜志與他的父親之間的記憶之外，還回溯了《新文學史料》對胡風史料的大量刊發(fā)和在學界的反響。1979年1月，胡風剛恢復自由之際，收到第二期《新文學史料》。該期雜志關于郭沫若、周揚、茅盾和馮雪峰的幾篇重頭文章，都涉及胡風親歷的三十年代和“兩個口號”問題。后來以這期刊物為契機寫下那篇十多萬字的《歷史是最好的見證人》，現(xiàn)在收錄于《胡風全集補遺》。但是，胡風在《新文學史料》刊發(fā)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81年第一期上的《我的小傳》，這篇短文成了當時剛開始的少數(shù)研究胡風的學者和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的主要參考資料。再后來，從1984年第一期起開始連載胡風回憶錄，包括胡風母親的回憶文章和整理出來的胡風交代材料和日記、書信。甚至，當年的胡風分子和七月派也陸續(xù)在上面發(fā)表回憶文章和史料。

　　老舍的長女舒濟，同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同志，她也回憶了自己與《新文學史料》之間的關系，也包括這本雜志和父親老舍之間的關聯(lián)。在《新文學史料》創(chuàng)刊號上，登載了懷念老舍的一組紀念文章，其中就有舒濟的一篇文章。在接下來四十年的雜志中，斷斷續(xù)續(xù)還刊登有老舍的很多佚文、書信以及對他的回憶，為老舍研究做了不少貢獻，是老舍研究必備的參考資料。

　　作為不斷尋找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專家，陳子善不僅回顧了自己推薦給《新文學史料》的新挖掘的現(xiàn)當代文學作家的史料和文章，還特別談到了雜志對兩岸文學交流之間的歷史作用。據(jù)陳子善回憶，臺靜農(nóng)、秦賢次等人的文章，都是經(jīng)由他首先推薦給《新文學史料》刊載的，還有諸如錢歌川先生回憶郁達夫的文章等。

　　學者孫郁回憶起自己擔任魯迅博物館館長時，《魯迅研究月刊》和《新文學史料》經(jīng)常共同舉辦學術活動。而如今供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他，認為這本雜志的史料研究非常值得認可。在學院派的文學文本研究越來越八股化、教條化、格式化的情況下，《新文學史料》因為隊伍的豐富性和話語的多樣化，雜志以非學院派的史料研究方法，對學院派僵硬的研究起到了稀釋作用，使沒有溫度的研究變得有趣味，真正使文學研究多樣化和豐富化了。在他看來，《新文學史料》是一個眾聲喧嘩、南音北調(diào)的平臺，在史料研究或者史料編輯方面功莫大焉。

　　南京大學教授沈衛(wèi)威，從2016年開始帶著學生組成研究團隊，整理民國檔案中新文學作家的手札和書信，現(xiàn)在已經(jīng)翻印了沒有收入全集、選集、文集或者年譜的新文學的手札、書信一千多件，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等學者的手札六千多件。作為文學史的研究學人，沈衛(wèi)威認為這些史料檔案逐步揭開了很多以前沒有看到的真實情況。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將會對作家的全集、文集、年譜和自傳有直接實證性的增補修正，同時將對新文學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檔案文獻的支持和幫助，對已往有關作家生活或者某些重要事件的傳說、推測等虛構性敘事進行糾正。在他看來，檔案作為第一現(xiàn)場，作家回憶錄50%是假的，因為記憶有失誤。但是，檔案是最真實的，可以與當事人的自傳、回憶錄、書信、詩集進行互證，將時間、地點、人物同步呈現(xiàn)，并且有前因后果的、紀實的、清晰的展示。所以，他在未來想跟《新文學史料》聯(lián)手推出一批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手札，逐步整理出來給《新文學史料》連載。

　　史料大家朱正回憶，他接到創(chuàng)刊號后立即讀了一個通宵，判斷道：“這份刊物是必將傳世的。”其后的幾代辦刊人始終不放棄文化責任，于滾滾紅塵、商業(yè)大潮中保持國家級學術期刊的學術品質(zhì)，受到作家、學者及讀者高度贊揚，被海內(nèi)外學界視作探究歷史、省悟歷史、回味歷史的一份新鮮可讀、饒有趣味的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