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青春是生命之泉的涌流，青年是文學發(fā)展的希望。江蘇作協(xié)歷來重視青年文學人才的發(fā)現培養(yǎng)，通過組織培訓、學歷教育、文學評獎、青年論壇等多種方式，幫助青年作家、批評家成長成才。2019年起，先后啟動兩輪“名師帶徒”計劃，推出“文學蘇軍新力量”“江蘇青年批評拔尖人才”等人才梯隊，進一步建強文學蘇軍方陣。省作協(xié)下屬四大期刊同樣把青年文學人才培養(yǎng)列入辦刊重點：《鐘山》舉辦全國青年作家筆會并聯合《揚子江文學評論》舉行揚子江青年文學季，設立面向全國青年作家的“《鐘山》之星”文學獎；《雨花》堅持做好“綻放”“雨催花發(fā)”欄目，承辦“雨花寫作營”；《揚子江詩刊》設置“新星座”“早知潮有汛”欄目，每年評選揚子江年度青年詩人獎，推出江蘇十佳青年詩人，舉辦長三角新青年詩會等青年詩歌活動；《揚子江文學評論》推介優(yōu)秀青年學者的批評文章，連續(xù)七年組織揚子江青年批評家論壇，2023年起，深入高校文學院舉辦學術工作坊……江蘇作協(xié)多措并舉，囊括新鮮“青年面孔”，凝聚青年文學力量，展現文學薪火相傳的獨特魅力，見證一代青年作家、學者的探索與創(chuàng)造。近期，江蘇文學以全新欄目“文學新火”，與四大文學期刊聯袂推介具有創(chuàng)作實力的青年作家、批評家。本期與《揚子江文學評論》共同推出江蘇文藝“名師帶徒”計劃簽約作家——朱婧。
朱婧：誰在野？望什么？——《野望》論
作家簡介
朱婧，文學博士，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哥廷根大學“文化接觸——作家駐留”項目作家、南京市第二期青春文學人才計劃簽約作家、江蘇文藝“名師帶徒”計劃簽約作家，江蘇省紫金文化藝術優(yōu)青。著有小說集《譬若檐滴》《貓選中的人》等。從事上海城市觀念史和文學實踐的相關研究，文學評論發(fā)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等。
朱婧部分作品書影
獲獎信息：
2020年
獲第七屆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
獲江蘇省社會科學界第十四屆學術大會優(yōu)秀論文獎
獲中國寫作學會《寫作》雜志首屆優(yōu)秀論文獎
2021年
獲第十屆江蘇文學評論獎
2022年
獲第十一屆金陵文學獎
2023年
獲《雨花》文學獎·小說獎
獲江蘇省文藝大獎·文藝評論獎
獲人民文學獎·新人獎
2024年
獲汪曾祺文學獎
評論文章
誰在野？望什么？——《野望》論
文 | 朱婧
有的寫作者其實也是自己作品最合適的讀者，付秀瑩就是這樣的小說家/讀者。當然我們可以對付秀瑩的小說進行或淺或深的解讀，但我總覺得對小說家付秀瑩的小說最知心會心的讀者還是讀者付秀瑩，比如關于《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本文引用《野望》均出自該版本），付秀瑩的“創(chuàng)作談”這樣說：每一次回鄉(xiāng)，走在鄉(xiāng)間小路上，大莊稼地森森然綠浪翻滾，田野散發(fā)出濃郁而熱烈的氣息，村莊安靜而喧嘩，大地沉默而沸騰，而歲月綿長，日常的河流生生不息。我常常震動于這偉大而平凡的日常生活，震動于鄉(xiāng)村生活廣袤無邊的河床上那淤積沉淀下來的深沉厚重的傳統(tǒng)的底子。在劇烈變動的歷史進程中，我關心著中國鄉(xiāng)村的“常”，我想寫出“常”與“變”之間的內在關聯，或者，只有把這新變置放于恒常之中，才能更加凸顯出這“變”中蘊藏的巨大能量。[1]像賈平凹一樣，付秀瑩也把故鄉(xiāng)稱為“血地”，她為“我”的村莊立傳和寫心。一定意義上，付秀瑩的芳村雖然是一個虛構的村莊，但確實是她的“我鄉(xiāng)”。同代際作家中，徐則臣、魯敏、魏微等不少小說家也都是從寫故鄉(xiāng)開始文學生涯，但現在他們小說中的城市生活往往要超過鄉(xiāng)村，只有付秀瑩幾乎一直沒有離開她的故鄉(xiāng)。
一
小說的題目叫“野望”。“野”是商代甲骨文中就存在的古老漢字，其古字形由土和木組成，從一開始“野”即聯系著大地上的萬物生長。故而，野在漢語中組詞為曠野、野外、野地、樸野、曠野、朝野和下野等等，它意味著江湖的、疏闊的、生機的、自由的和未被規(guī)訓的。中國古典詩歌，也有不少直接以“野望”作題目的，比如我們熟悉的隋末唐初王績的《野望》：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這首詩的“野之望”顯然有詩人山水田園的隱逸氣，所謂“長歌懷采薇”。而另一首杜甫的《野望》則壯闊得多：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白雪、南浦清江對著天涯飄零、遲暮多病和不堪人事，以極目之野望延伸著局促生命之可能視景。即便付秀瑩沒有去做中國詩歌史意義的功課，“野望”之景觀和境界應該是歷朝歷代中國智識階層的“集體無意識”。有意思的是，我們看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一百年前的1921年，魯迅的《故鄉(xiāng)》就是從對中國鄉(xiāng)村的“野望”開始的。如果說已有研究認為《故鄉(xiāng)》和魯迅1919年12月回故鄉(xiāng)經歷之間的聯系成立，《故鄉(xiāng)》所標示的回鄉(xiāng)時間——“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大致是在二十四節(jié)氣的冬至和小寒，對應著付秀瑩的《野望》，正是小說的結尾和開頭所設的時間。魯迅《故鄉(xiāng)》中的“野望”是：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xiāng)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魯迅：《故鄉(xiāng)》）
和魯迅一樣，《野望》也寫這時節(jié)的“風”：“風又冷又硬，在村莊里跑來跑去。翠臺袖著手，只覺得臉蛋子給風割得生疼，鼻尖酸酸的，鼻孔好像是被黏住了。”“墻上的絲瓜架早干透了，黑黢黢的，在風里索索索索亂響著。”“風挺大，冷颼颼的，直往衣裳里頭亂鉆。”“日頭挺好，風卻是又硬又冷，刀子似的。”“誰家地頭的白楊樹高高挺立著，光禿禿的枝椏，在冷風中偶爾發(fā)出低低的叫聲。”和魯迅在鄉(xiāng)村之外“捕風”不同的是，付秀瑩安排她小說的人物翠臺在村莊行走，感受村莊無所不在的風；《故鄉(xiāng)》是向野處望，《野望》是在野望。不僅僅是“野外安靜，風也浩大”。而且人在室內，“屋子里香火彌漫，院子里冷風颯颯。一時間恍恍惚惚，也不知道是在夢里，還是醒著”。風是冬天的精魂，魯迅和付秀瑩之間只隔了一百年而已。更早的，像付秀瑩所引宋代邵雍的《大寒吟》所吟“清白無光輝，烈風正號怒”?？梢姡斓娘L穿過中國的曠野，也一直穿過中國的文學。不同的是，魯迅的《故鄉(xiāng)》是“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而付秀瑩的《野望》則是“風中的村莊，風小了些。冬日午后的村莊，安靜極了。田野還沉睡著，大片大片的黯淡的深綠，在村外延展著，一直融入遠處的天際”。
我們讀中國現代文學，類似的“野望”還有很多，可以舉同樣以鄉(xiāng)土小說見長的沈從文為例。他在1934年也有一次還鄉(xiāng)之旅。湊巧的是，也像魯迅一樣是從河之舟的野望。這些“野望”記錄在他的《湘行散記》和《湘行書簡》，我們不妨也選兩段和魯迅、付秀瑩作品中相仿節(jié)氣的，沈從文筆下的野望這樣寫道：
小船去辰州還約三十里，兩岸山頭已較小，不再壁立拔峰，漸漸成為一堆堆黛色與淺綠相間的邱阜，山勢既較和平，河水也溫和多了。兩岸人家漸漸越來越多，隨處可以見到毛竹林。山頭已無雪，雖尚不出太陽，氣候干冷，天空倒明明朗朗。（沈從文：《湘行散記》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我坐的地方是艄公腳邊,他的槳把每次一推仿佛就要磕到我的頭上,卻永遠不至于當真碰著我。河水已平,水流漸緩,兩岸小山皆接連如佛珠,觸目蒼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綠樹皆因一雨洗得異常干凈。山谷中不知何處有雞叫,有牛犢叫,河邊有人家處,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淺綠色。小埠頭停船處,且常有這種白菜堆積成A字形,或相間以紅蘿卜。（沈從文：《湘行書簡》之卅十三之《過新田灣》）
是心境，是文學的地方差異，也是審美之趣味的不同，沈從文的“野望”和平、溫和、干凈和寧靜，在二十世紀大動蕩時代無疑是一個異數。這提醒我們，所謂文人之“野望”由來已久，但誰在野望？何時何地野望？由此生長出不同“野望”的詩與文。所謂野望之風景，地方的差異只是其表，野望之實，無非心境和審美。
二
《野望》以“吃罷早飯，翠臺到她爹那院里去”開篇。如果不糾纏于日常生活的作者、寫作時刻的作者和敘述者的辨析，我們可以徑直提問：當付秀瑩寫下小說的第一句的時候，她在哪兒？通讀小說，就能夠發(fā)現這個小說第一句話出現的翠臺是一個鄉(xiāng)村漫游者。在我們的小說識別系統(tǒng)里，漫游者一般屬于現代城市。事實上，鄉(xiāng)村是熟人社會，鄉(xiāng)村成員的活動空間也相對固定，但在相對固定的活動空間，鄉(xiāng)村成員的往來移動相當頻繁。
小說如果進入到鄉(xiāng)村社會的內部，深入到鄉(xiāng)村的秘密世界，最合適的觀察者、感受者和報信人，或者說敘述者，無疑是在鄉(xiāng)村生活的人。當然，作為敘事藝術，小說固然需要思考誰在開口說話和誰能開口說話的問題，因而，鄉(xiāng)村生活的人從來都以他們的方式敘述鄉(xiāng)村，但不意味著一定可以在小說文體的審美意義上敘述鄉(xiāng)村。選擇鄉(xiāng)村生活的人直接作為敘述者的冒險在于，首先得確認他們是小說意義上能夠敘述的人。所謂“庶民能否開口說話”既是小說倫理，也是小說技術。小說家比較偷懶的方式是直接使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
《野望》則不同，小說并沒有證明翠臺有敘述文人小說的能力，像格非的小說《望春風》就預先自覺地賦予鄉(xiāng)村的人以敘事能力，然后讓他承擔小說的敘事功能。付秀瑩的選擇則是附身翠臺，而翠臺并不具有超出鄉(xiāng)村婦女的敘事能力。因此，《野望》除了批評家和讀者已經看到的成就，一個重要的成果是以一個女性作家的身份將心比心，肯定每一個鄉(xiāng)村女性都可以成為“講故事的人”。事實上，《野望》能夠講故事的人，不只是翠臺。在小說的不同場景，每一個和翠臺對話的女性，都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必須意識到，作為一個離鄉(xiāng)的城市知識女性，付秀瑩和翠臺們在觀念、思維、情趣和敘事能力等方面的差異性。
在很多的當代小說中，我們會看到當小說家附身別一個世界的人講故事的時候，那別一個世界的人發(fā)出的并不是出乎他們內心的聲腔，就像《野望》作法的小別扭媳婦，“變了聲兒，她本是一個細嗓門兒的，這會兒倒成了粗嘎沙啞的煙酒嗓兒，仿佛男人聲音”。因此，對小說家而言，發(fā)現敘述者，其實是人的發(fā)現。付秀瑩在小說敘事下沉之前，首先是身體力行地下沉。“我每次回老家，都在村里轉來轉去，推門就進，到處跟人聊天。這種聊天是滲透式的，他們會跟你講家務事、兒女情，算經濟賬，聊婚喪嫁娶、人情往來……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像一棵大樹，你不僅要看到葉子，還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倫理、情感、道德觀念、價值判斷。”[2]緣此，付秀瑩并不是權宜之計地賦予翠臺敘事能力，而是發(fā)現和解放翠臺天性中的敘事能力。一定意義上，《野望》的家長里短飛短流長，并不是小說裝飾意義上的陌生化，而是付秀瑩在復活，或者說致敬那些湮沒在鄉(xiāng)村的翠臺們的敘事能力。
中國當代文學并不缺少標榜女性或者底層立場的寫作者，但真正像付秀瑩這樣和鄉(xiāng)村女性、民間社會共情的有多少？付秀瑩確實是戶籍意義上的北京人，但她和故鄉(xiāng)/芳村是無間無隔的。這不僅僅因為如她自述的，每年都要回故鄉(xiāng)住一段時間。故鄉(xiāng)對付秀瑩而言，從來沒有隔了幾十年相距數千里的時空錯置和情感疏離。故而，從精神意義上，她從來不是故鄉(xiāng)/芳村的還鄉(xiāng)者和過客。付秀瑩回望或者回返故鄉(xiāng)/芳村，沒有魯迅《故鄉(xiāng)》的“我”對故鄉(xiāng)的陌生感。“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xiāng)？”“我所記得的故鄉(xiāng)全不如此。我的故鄉(xiāng)好得多了。”和魯迅、沈從文等這些中國現代作家中的離鄉(xiāng)者不同，付秀瑩離鄉(xiāng)亦一直在鄉(xiāng)，付秀瑩的“野望”也不是隔著距離對故鄉(xiāng)遠遠打量，而是立身在故鄉(xiāng)之野而望。所以，對付秀瑩而言，野望的既不是古典時代文人的田園山水，也不是現代知識分子基于某種文化立場觀念化和概念化的荒村和邊城，而是自足的也自由的有著自己來處之常、同時發(fā)生當下之變的中國鄉(xiāng)村之“這一個”。在這里，村莊保有它的生命節(jié)律，以自古有之的時序、節(jié)氣、農事、風俗以及農村本然的生活方式、倫理關系和思維情感等等運作和運行。而且，野望之野，也指向望者的生命狀態(tài)，在于其不被概念和觀念所拘的在野和樸野。朝野之分，在《野望》，無論是望者，還是被望的鄉(xiāng)村都被賦予了當代意義。某種意義上，在《野望》，付秀瑩即作者即敘述者也即翠臺。付秀瑩身體力行下沉到鄉(xiāng)村，無限接近翠臺“浸透式”的敘事其實是自覺的選擇。并非所有的“芳村的女兒”都如付秀瑩和翠臺，身心貼著芳村，無間有情，休戚與共。故而，她們是可以看得見芳村的常與變，也能夠在芳村之內，而不是之外，講述芳村的人與事。讀《野望》，我們會感到小說的離鄉(xiāng)者根芬和二妞，在鄉(xiāng)者香羅，都是和鄉(xiāng)村若即若離的疏離者。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肯定付秀瑩“浸透式”的敘事，并不否定付秀瑩城市知識人的身份和立場。正是基于這樣的身份和立場，小說對芳村的未來——在小說中具體體現在養(yǎng)豬廠和皮革廠的出路，付秀瑩從現代意識角度為芳村做出了抉擇。關于芳村的未來，付秀瑩并不掩飾對今天黨和國家農村政策的認同。農村政策如何抵達鄉(xiāng)村？付秀瑩也選擇了相對直接的傳達方式。小說里，村里的大喇叭首先被賦予的就是政策動員的功能。第一部分“小寒”借助大喇叭宣傳農村政策的內容：“村里的大喇叭咳嗽幾聲，開始廣播：村民們注意一下，村民注意一下，現在學習一篇文章，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發(fā)展——”“村里大喇叭在廣播：保護環(huán)境與經濟發(fā)展并不矛盾，發(fā)展經濟要算環(huán)境保護的大帳……無論是發(fā)展鄉(xiāng)村工業(yè)還是開發(fā)鄉(xiāng)村自然資源，應該樹立科學發(fā)展理念，建立完善的環(huán)境保護與發(fā)展機制，應用先進實用的科學技術，把綠水青山這個最大的自然優(yōu)勢轉化為經濟優(yōu)勢……”在中國當代小說中有一個寫政策對鄉(xiāng)村的傷害的母題，涉及改革開放之前的歷史時期的創(chuàng)作表現尤甚，而《野望》則提供了政治理想和村民自主選擇契合的另一種當下可能性。根來和大坡投身企業(yè)化養(yǎng)豬廠，增志他們將皮革廠搬遷到產業(yè)園，是新政治和鄉(xiāng)村新人的相遇。這種相遇是付秀瑩《野望》對我們時代的鄉(xiāng)村未來作的階段性小結，是一個小說家對今天中國鄉(xiāng)村問題和對策的文學回應。
順便提及的是，小說以二十四節(jié)氣命名的每一部分都寫到村里的大喇叭。關于大喇叭在小說敘事的功能性意義，付秀瑩作了細致的闡釋，她說：
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在《野望》里，我不斷地寫到芳村的大喇叭。怎么說呢，大喇叭是鄉(xiāng)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個村莊，這樣的喇叭必不可少，它擔負著多種功能，廣播消息，宣傳政策，娛樂群眾，發(fā)號施令。在《野望》中，大喇叭里不斷傳出自己的聲音，有時候是國家政策，關于鄉(xiāng)村振興，關于生態(tài)環(huán)保，關于美麗鄉(xiāng)村建設；有時候是民間信息，賣桃子的來了，賣韭菜的走了，哪里有招工的，誰家丟了一只貓；有時候放一出戲，河北梆子，《打金枝》《空城計》《龍鳳呈祥》。這些聲音通過大喇叭，傳遍村莊、田野、河套、果園，同鄉(xiāng)村的風聲雨聲混雜在一起，同村里的雞鳴狗吠閑言碎語交織在一起，與鄰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遙遙呼應，國家話語與民間話語，宏大與瑣細，抽象與具體，歷史與當下，傳統(tǒng)與現代，彼此纏繞彼此激發(fā)，有一種豐富復雜的意味在里面。我是在后來才發(fā)現，大喇叭這樣一個無意的裝置，其實是一種隱喻。通過大喇叭，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中國鄉(xiāng)村在時代激流中新的表情、新的氣質、新的風貌。大喇叭在村委會，然而它又無處不在。大喇叭發(fā)出的聲音，在村莊里不斷回響不斷激蕩，這是一種富有意味的形式。它大約只屬于中國鄉(xiāng)村?；蛘哒f，只有中國鄉(xiāng)村，才能為這種形式賦予豐饒而廣袤的想象空間。[3]
在小說中值得考察的器物還有“手機”，以小說第一部分“小寒”為例，幾乎每一個出場的人物，翠臺、增志、大坡、二妞、根來、國欣等等都寫到他們的手機，或者依靠手機將他們聯系起來，也將他們和外面的世界聯系起來。再有，小說寫到汽車。汽車在小說中不只是像大坡的汽車那樣是代步的交通工具。小說反復寫到香羅招搖的紅色汽車。同樣是第一部分，寫增志的汽車，是在寫素臺家首先寫到的，未見其人，先見門前停著一輛黑色汽車：“烏光锃亮，車屁股對著過道口，氣勢很大。”如果說大喇叭關乎鄉(xiāng)村的國家話語與民間話語，宏大與瑣細、抽象與具體、歷史與當下、傳統(tǒng)與現代，汽車則是鄉(xiāng)村各階層的表征。不唯如此，《野望》不同器物在芳村并置，呈現著新舊雜糅的中國當下鄉(xiāng)村景觀。比如小說寫：“村里的大喇叭在放著河北梆子《龍鳳呈祥》，鑼鼓聲喧鬧，給這冬天的早晨添了熱烈喜慶的氣息。”“大喇叭里還在唱著河北梆子，正是勸千歲那一段：勸千歲殺字休出口，老臣與主說從頭。劉備本是靖王的后，漢帝玄孫一脈留。他有個二弟漢亭侯，青龍偃月……”而村干部中樹愛用手機拍照片。“翠臺一看，冬日暖陽下的田野，煙靄淡淡的村莊，樓房的尖頂，樹木的枝丫，藍天上白云亂飛。叫了聲老天爺，這是咱芳村？跟畫里一樣樣！中樹說，新時代，新農村么。”
《野望》付秀瑩 |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
三
《野望》的芳村是什么樣子的？翠臺在四季的芳村漫游，她看、聽、感受著也思前想后著。因為翠臺，一個鄉(xiāng)村女性的行走和意識流，芳村的四時八節(jié)、景物風俗、家事村事，我們這些讀者如隨行亦宛在。事實上，翠臺最遠涉足的是也就是芳村周圍村鎮(zhèn)的市集。從小說策略的角度來看，付秀瑩選擇性地放棄翠臺和外面更大世界的勾連，最大可能保持在翠臺可控的范圍里“付秀瑩/敘述者/翠臺”的內在同一性。簡單地說，只有收縮在芳村景物人事中，“付秀瑩/敘述者/翠臺”才是一個文學共同體，逾出了芳村，比如對于城市和新事物“手機”勾連的世界，翠臺和付秀瑩的裂隙和違和，可能就是翠臺對二妞的不懂和不理解。從這里看，付秀瑩控制翠臺的漫游邊界其實最大可能保證了敘事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這也是一個小說家意識到的限度。
“吃罷早飯，翠臺到她爹那院里去”，從“她爹院”出來，小說依次寫翠臺到耀宗家的衛(wèi)生院、衛(wèi)生院對面秋保家的小超市、河北省大谷縣青草鎮(zhèn)芳村黨支部委員會、建國媳婦的燒餅攤子。翠臺足之所至，幾乎是小說全部的空間，地理的，也是私人生活、醫(yī)療、經濟、政治的。翠臺經過的地方必有遇到的人，也必帶出事。這也幾乎是小說全部的內容。翠臺第一個遇到的是換米姨。換米姨去進進那院里，進進媳婦“又生氣兒”，這里寫芳村婆媳關系。“背駝得這么厲害了”的換米姨遭遇的事，也是翠臺、喜針、蘭月遭遇到的。我們說《野望》是女性寫作，可以在這個付秀瑩反復寫到的向度和線索求解。進而，我們可以思考的是，所謂女性寫作不只是城里的事，更可能是沿襲和承載著沉重的傳統(tǒng)負擔，同時正在努力對接城里的當代的村里的事。翠臺、喜針、蘭月的兒媳們，如何理解世界并走向她們的新世界，而翠臺、喜針、蘭月則有她們的不理解。翠臺、喜針、蘭月們亦新亦舊，而翠臺、喜針、蘭月的兒媳們則可算作芳村真正的第一代新女性。一定意義上，《野望》人物圖譜的基礎形態(tài)，不是一般鄉(xiāng)村小說以父系，而是以姊妹、婆媳和“閨蜜”的母系來建構的，“塑造出了一些有個性、有深度的女性形象”[4]。中國現代文學慣常的是父系家族故事，在《野望》中，根來、根生和大坡的故事卻都是由女性轉述。付秀瑩的鄉(xiāng)村母系圖景和故事是她對當下中國文學的貢獻。專注鄉(xiāng)村母系圖景和故事，不僅關涉小說內容的選擇，還具有小說風格上的意義。不僅專注鄉(xiāng)村女性世界，付秀瑩有深入到鄉(xiāng)村內部的能力?！兑巴方o我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野外和曠野四時風景的流轉，而且是鄉(xiāng)村和家庭內景的精確細致。“她爹院里”，西墻根的菜畦上覆了一層薄薄的白霜，墻上的絲瓜架早干透了，地上的笤帚印子，影壁前面停著一輛舊自行車，后車尾巴上拖著一條尼龍繩…… 付秀瑩寫農家總能這樣娓娓道來。
翠臺和她爹聊，聊村南九十六歲的得壽爺、聊換米姨和兒媳婦、聊她娘、聊兒子大坡。同時，閑筆溢出說爐子、老房子、水壺和碗，但閑筆不閑，三言兩語，以物見鄉(xiāng)村不愿和晚輩一道生活的獨居老人的生活，就勢引入“仨小子支棱著，誰不眼氣呀？到最后還落個沒人管”的石頭爺，擴展到門口坐著的幾個老頭。有婆媳生隙，有“等死隊兒”們晚景寂寞。付秀瑩的《野望》不是鄉(xiāng)村田園詩，故而不避中國當下鄉(xiāng)村矛盾種種困境。正是因為這種種不避，鄉(xiāng)村才是一個復雜豐富的存在，小說敘事也才有了延展和張力，小說最后的歡喜、圓滿和未來之希望才有跡可循。小說第一部分，翠臺還遇到小鸞，聽小鸞說大全家的八卦，小鸞和新官上任的村干部中樹的曖昧被翠臺看破。小鸞從流言演說者，變身為流言中人?；氐郊依?，翠臺和借生姜的喜針閑聊?！兑巴泛艽蟮钠穷愃七@些“婦女閑聊錄”。
小別扭媳婦請仙在整部小說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是鄉(xiāng)村信仰在小說中的具象化載體。小說寫小別扭媳婦奇觀化的請仙場所：
一進屋，迎面香案上擺著一只大香爐，香爐里香煙繚繞。香案上供著時鮮果木，旁邊的籃子里插著大把大把的香，拿大紅紙封攔腰封著。地下擺著一個大紅絲絨墊子，旁邊設了一只箱子，上頭貼著一張大紅紙，端端正正寫著“如意”二字。旁邊地下放著幾箱東西，一個是六個核桃，一個好像是杏仁露，幾紙盒子土雞蛋，整整齊齊磊在一起。還有香蕉蘋果葡萄草莓等時鮮果木，滿滿裝了一大袋子。
大坡工作無著，兒媳愛梨鬧離婚跑回娘家，鄉(xiāng)村青年的命運和道路這個當代議題固然在小說里有了一個理想的回答。之所以說是理想，因為《野望》中設置了一道選擇題，就是對鄉(xiāng)村青年來說，是離鄉(xiāng)打工，還是在鄉(xiāng)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付秀瑩給出的是答案是后者，而且在小說的結束預先兌現了希望。問題是，在鄉(xiāng)村青年找尋到他們的道路之前，如何應對困頓無著？進而，也可以引申為像翠臺們這些亦舊亦新的鄉(xiāng)村女性在看不到生活前景的時刻，小別扭媳婦對他們的安妥和撫慰。由此不難理解，在勘探了芳村的私人、醫(yī)療、經濟和政治空間之后，付秀瑩要寫小別扭媳婦這樣奇觀化的民間信仰空間。
如何回應鄉(xiāng)村之變？《野望》寫鄉(xiāng)村很少寫農事。至于當代文學熱衷書寫的鄉(xiāng)村政治也只是借春米的難看飯館到小鸞的小鸞私廚的流言，和隱秘的鄉(xiāng)村政治和私人生活勾連起來?！兑巴方蹩桃獾赝怀龇即宓慕洕顒印８鶃眇B(yǎng)豬，愛梨在小辛莊廠里做計件縫紉活；大全開皮革廠，廣聚團聚在外做生意；秋保和媳婦國欣經營村里超市，香羅在鎮(zhèn)上開超市，香羅的兄弟在萇家莊開超市。小別扭媳婦請大仙，五張做農村宴席廚師，占良他姑在城里開餃子館，拐子老三跑皮革，喜針家順秋立輝父子開三馬力子拉貨，爪子媳婦在日本合資的廠里做汽車座套，有子在外打工，后來開書吧，最傳統(tǒng)的是添福媳婦養(yǎng)鵝賣鵝蛋。還有萇海海的豬場、耀宗的衛(wèi)生院、燕敏的幼兒園、增志妹妹增燕的健康館、建國媳婦的燒餅攤、小坷垃家的炸馃子攤、六指家的女婿小吉的卷子攤、春米的難看飯館、小鸞和占良的小鸞私廚。除了上面的這些小作坊、家庭式或者個體的經濟形式，《野望》還寫到芳村的新型農村經濟。寶震家包了幾百畝地種著，香羅開在鎮(zhèn)上的富豪超市加盟連鎖，翠臺做工的盒子家置辦了十幾臺縫紉機，招了一群婦女，給工廠加工衣裳。增志的皮革廠進產業(yè)區(qū)，而大全和廣聚團聚的企業(yè)也將如此。根來從家庭養(yǎng)豬廠謀劃參與新型養(yǎng)殖模式，即公司和農戶聯合規(guī)模經營，由大公司提供豬仔、藥品、飼料、場地和職業(yè)培訓。《野望》直面當代中國鄉(xiāng)村人人皆經濟一切皆經濟的新圖景。經濟活動不僅影響到政績，也關系家庭生活和夫妻關系的穩(wěn)定。質疑《野望》將鄉(xiāng)村生活簡單化也許是容易的，但如果我們也像付秀瑩對鄉(xiāng)村社會有充分的田野調查式的經驗和體驗，或許我們會得出和《野望》一樣的結論，也會一樣想象中國鄉(xiāng)村的未來。某種意義上，改革開放這四十余年，正是鄉(xiāng)村經濟活動的復蘇和激活推動著鄉(xiāng)村之變。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離鄉(xiāng)卻在鄉(xiāng)的付秀瑩捕捉到鄉(xiāng)村之變，卻沒有陌生和驚訝。因為，這確實是付秀瑩觀察和感受到的中國鄉(xiāng)村，也是行進著的中國鄉(xiāng)村。
《陌上》付秀瑩 | 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
四
《野望》出版后，付秀瑩接受訪談時說：“物比人長久，風景比人長久，這里有很多意義。”[5]《野望》由正文和副文本組成。其中正文專述芳村人事景物，副文本則包含中國古代典籍對二十四節(jié)氣天文、季候、物候以及農事的描述，以及詩人對二十四節(jié)氣的吟詠。其中小寒、立春、雨水、驚蟄、谷雨、小暑、大暑、處暑、白露、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和大雪等，出自元代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其它如大寒、春分、秋分、清明、立夏、芒種、夏至、立秋則分別見之于《授時通考·天時》引《三禮義宗》和《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歲時百問》《逸周書 ·時訊解》，明人《遵生八箋》《歲序總考》《禮記》《歷書》，及不明古籍（冬至）。二十四節(jié)氣詩有二十二首出自中國詩歌鼎盛的唐宋時代，最多的是唐代詩人元稹的詩作。
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有耐心在讀正文的同時，也讀副文本，但付秀瑩正是借助正文和副文本的景物對勘和互見來結構小說中的物和風景。今人付秀瑩和翠臺感受到的也是古人、也是唐詩宋詞感受到的?！对铝钇呤蚣狻返?ldquo;雨水”是這樣的：“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為雨矣。”元稹的《詠廿四節(jié)氣詩·雨水正月中》的詩行“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見龍”，在翠臺或者付秀瑩的眼里是：“這個時候，地氣開始動起來了。麥田大片大片的，好像是從一場夢里剛剛醒過來，懵懵懂懂的，綠汪汪濕漉漉。” 大地永恒，風景如故。同樣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的“大雪”：“大雪，十一月節(jié)。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一場雪也降落在白居易的《夜雪》：“夜深知雪重，時聞折竹聲。”《野望》之“大雪”雖然沒有直接寫雪，卻有雪意：“轉眼就到了大雪節(jié)氣。天寒地凍，是北方冬天的意思了。潑半盆子水到院子里，立時就凍上了。大地硬邦邦的，人踩在上頭，硌得腳生疼。”如此極冷極寒，大雪應該隨時可至。
從遙遠古代迤邐而來不變的除了大地上的風景，還有我們生焉在焉的日常生活和提示我們從哪里來的那些風俗。付秀瑩對芳村有多熱愛，如果我們把小說里以“芳村這地方“起頭的句子分行排列，就是一首芳村的女兒獻給故鄉(xiāng)的長詩：
芳村這地方，蓋房子是人們一輩子的大事。芳村這地方，聘閨女嘛，到底是另外一回事。芳村這地方，娶聘的大事大多放在臘月里頭。芳村這地方，把聘閨女送禮叫做添箱。芳村這地方，把嫁妝不叫嫁妝，叫陪送。芳村這地方，向來講究這個。閨女從外頭回來，讓她吃頓熱騰騰香噴噴的肉鹵子面。芳村這地方，把娶進門的媳婦叫做差樣兒的人兒。芳村這地方，出了門子的閨女，正月里要回娘家，叫做回門。芳村這地方的風俗，出了門子的閨女，要吃娘家大年初一的餃子，一年吉祥如意。芳村這地方，婦女們哭喪都拉著長音兒，唱戲似的。芳村這地方，看埋人，其實看的是活人，看活人怎么哭，哭的厲害不厲害，傷心不傷心?？椿钊酥饕强催@家的兒媳婦，看兒媳婦哭得好不好，痛不痛。閨女是親生的，兒媳婦么，到底還隔著一層肚皮么。芳村這地方，青兒的意思，就是青菜，尤其指在湯上、鹵上撒的那點兒點綴。芳村這地方，管饅頭不叫饅頭，叫卷子。芳村這地方，把花生不叫花生，叫長果。芳村這地方，把南瓜不叫南瓜，叫北瓜。芳村這地方，把老人家的健康叫做壯。芳村這地方，把紅薯叫做山藥。芳村這地方，居連兒的意思，指的是房前屋后的空閑地兒。芳村這地方，墳都在田地里。芳村這地方，白事放二踢腳，三響連放，就是告訴人們，有人歿了。芳村這地方，無論紅事兒白事兒，都圖個熱鬧。芳村這地方的風俗，逢白事兒，親戚啊族人啊交好的鄉(xiāng)親啊，吊紙之外，還要給喪主家送食籮。芳村這地方，臘月二十三這一天，是有講究的。芳村這地方，大年三十這天吃餃子，大年初一早晨呢，還是吃餃子。芳村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本家院房里，小輩兒們都要到老輩兒人家里去磕頭去。芳村這地方，大年初一早晨，吃過餃子，都要到墳上去，燒紙，點炮，端著餃子，帶著白酒，一年了，請先人們吃新年的餃子，保佑著一家子平平安安。芳村這地方，過了十五，才算是過了年。芳村這地方，大多是清明節(jié)前幾天上墳，有提前一天的，也有提前兩天三天的，總之是，很少有人家在清明那一天上墳。芳村這地方，八月十五這個時節(jié)，正趕上收秋。芳村這地方，農歷十月初一，是寒衣節(jié)。芳村這地方有個風俗，冬至要吃餃子。在芳村這地方，餃子是最隆重的待客的禮遇了。
付秀瑩寫芳村的器物、飲食、禮儀、風俗、婚喪嫁娶，不是寫，而是在小說中如從前所活過的一樣再活一遍。在一個所謂的全球化時代，討論本土性、地方性和文學的本土性、地方性往往都是以一種抵抗的方式展開。但事實上可能正如付秀瑩《野望》中的“芳村這地方”，只要長久的風景和器物、飲食、禮儀、風俗、婚喪嫁娶等還在安排我們的每一天，所謂地方性和本土性，所謂中國故事，就是一個我們時刻生活著的現實。唯其如此，我們的生活和世界才是“野”的，就像小說最后所寫的：
芳村這地方，野蒿子最是平常。人家院子里，墻頭上，瓦楞里，房前屋后，到處都是。田野里就更多了，田間地頭，鄉(xiāng)野小道，河套岸邊，村里村外，這種野蒿子遍地生長。這東西命賤，不嬌氣，好養(yǎng)活?？窗?，等轉過年來，臘盡春回，一場春風春雨，這野蒿子種子肯定就等不及瘋長起來了。長它個滿村滿野。長它個鋪天蓋地。
誰在野？望什么？與其追問這個問題，不如首先到野外，到狂野，極目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19ZDA277）階段性成果。
刊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1期。
注釋
[1][3] 付秀瑩：《“芳村”是一條奔騰不息的河》，《十月·長篇小說》2022年第2期。
[2] 付秀瑩：《在芳村〈陌上〉，把故鄉(xiāng)〈野望〉 》，《新華每日電訊》2022年6月17日。
[4] 賀仲明：《觀念與形象的多元變遷：記當代鄉(xiāng)土小說中的女性美》，《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
[5] 參見江玉婷：《付秀瑩：寫小說是因為對生活有話要說》，見中國作家網2022年9月5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905/c405057-3251914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