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的“開春王炸”:太陽是從煙囪里升起的

來源:大鯨出來了 (2025-05-21 10:08) 6009157

  時隔十二年,蘇童攜《好天氣》歸來。從《河岸》到《黃雀記》,蘇童筆下的“城北地帶”總帶著潮濕的南方記憶。這一次,他跨越咸水塘,以江南郊區(qū)“塘西村”與“塘東街道”為舞臺,以超現實筆觸叩問生死、城鄉(xiāng)與人性。程永新感嘆:這是一部奇書,媲美《大師與瑪格麗特》的魔幻質感。

  張學昕盛贊:中國文學首次直面“掘祖墳”的隱喻,“他重構了歷史,用自己的視角重新關照。”葉子表示,蘇童的新長篇是“開春王炸,一下子砸暈我們。”

  4月19日,蘇童和他的3位摯友程永新、張學昕、葉子共聚《好天氣》分享會,揭開這部“奇書”的創(chuàng)作密碼。

  《好天氣》圖書單行本將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五月正式出版發(fā)行。  

  ——大鯨按

  “咸水塘”的誕生:

  從挽歌到明媚的《好天氣》

  “郊區(qū)是世界的開始,而不是它的結束。”布羅茨基在一篇文章中說,童年最可怕的回憶之一是與“郊區(qū)”尋常的天空和由此而來的廣闊思想連在一塊的。“當某種遠景在你面前敞開的時候,它令人神魂顛倒,你將確信,一些極為出色的事物將會產生于這里。”這段話仿佛是為蘇童的新長篇《好天氣》寫的讀后感。


蘇童

  蘇童的《好天氣》發(fā)端于2014年,他原計劃書寫一部“郊區(qū)挽歌”,靈感來自幼年蘇州齊門的成長記憶——街道與稻田交錯,工廠與農田并存。談及創(chuàng)作的初衷,蘇童表示,最初的構想甚至帶有“聊齋”色彩,試圖以鬼魂視角串聯村落“塘西”與城市街道“塘東”的沖突。然而,在刪減了“無數鬼魂”后,故事最終聚焦于祖母的鬼魂、姐妹的反抗與少年的迷途,化作一部彩色天空下的荒誕寓言。  

  這部小說蘇童寫了11年。在幾次接受媒體采訪時,他都曾表示“今年一定要出”。“我以為自己會走365里路,結果走了不止3650里路,甚至要走36500里。”但蘇童中途停止了,“我修改了對小說的企圖,把野心拍扁一樣、壓縮一點、弄小一點。”最終,他將《好天氣》從100萬字刪到47萬字,他此前出版的長篇其實也都只在20萬字左右。

  因為寫作持續(xù)的時間太長,蘇童也在不斷修整自己最初的創(chuàng)作構思。“原始想法是寫一個郊區(qū)的興旺和消失,我腦子里有一個坐標,在平面上是鄉(xiāng)村與街道、塘西和塘東的對稱,在人物上是兩個招娣以及她們孩子的故事,再往上是天空的對稱,是黑與白、彩色與黑白的對稱,在氣味上又是各種對峙,酸的與苦的、化肥廠的味道與硫酸廠的味道,兩個家庭的矛盾反映的是初始的街道文明和傳統的鄉(xiāng)村文明,兩邊對生死又有不同的概念,一邊很忌諱,另一邊可以做任何東西。”

  同樣改變的還有小說的名字。小說最初名叫《咸水塘史》,來源于他給小說里郊區(qū)的命名“咸水塘”。但當他在課堂上分享時,北方同學都露出了茫然的表情:什么是塘?“沒有必要考量別人的想象力和智商。”蘇童表示,他很在乎學生的意見,因為他們代表了青年一代讀者的想法,“如果他們都不喜歡名字,有可能就不看我的小說。”

  “小說里寫到很多天氣,白天氣、酸天氣,我說就叫《好天氣》。”蘇童笑稱,他對現在的書名很得意,“這個名字真的很好,鳳凰文藝應該在做文創(chuàng)產品了,‘好天氣’印在哪兒都合適”。  

蘇童手繪“咸水塘示意圖”

  魔幻與現實交織:

  一部“中國式《大師與瑪格麗特》”

  閱讀《好天氣》,你很難不為其中的魔幻色彩著迷:投塘的姐妹被鬼鵝阻攔,祖母的棺材化作游走的凳子,少年好福的失蹤與歸來似真似幻……程永新認為,近十幾年來,中國的文學創(chuàng)作基本上以現實主義為主,有幻想元素的作品,他會想到余華的《第七天》和劉亮程的《本巴》《捎話》,《第七天》開始就是鬼魂在游蕩,以鬼魂的視角進行敘述,《本巴》建立在傳說之上,是一種寓言式的寫作。“但《好天氣》不太一樣,全部都是從堅實的大地開始飛翔。”這種把幻想與現實融為一體的寫作,讓程永新盛贊這部作品“可以媲美《大師和瑪格麗特》”。

活動現場

  “這部作品非常好讀,但我讀的時候又時不時停下來,陷入沉思和冥想。”程永新認為這種沉思源于作品的博大內涵——小說不僅探討了歷史與傳統、城市與鄉(xiāng)村、生命與死亡等永恒命題,更通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變化時期“遷墳”“工業(yè)園區(qū)開發(fā)”“外商投資”等典型情節(jié),深刻折射了經濟發(fā)展對傳統鄉(xiāng)村的影響。程永新特別強調,這個變革時代是“尚未被文學充分挖掘的金礦”,而蘇童以荒誕與真實交織的敘事手法,既為讀者提供了回望歷史的獨特視角,又促使人們對民族精神有更深層次的理解。

  張學昕則捕捉到小說中的“靈異”密碼,蘇童在《好天氣》中巧妙運用鬼魂、靈魂等超自然元素,形成一種“靈異密碼”,使小說在現實與魔幻之間自由穿梭。這種手法不僅增強了文本的敘事張力,更對讀者的認知提出了挑戰(zhàn),“讓我們意識到并擺脫了常識性的大眾經驗的圍困,將我們引向探索、發(fā)現和認知我們所處的存在世界中新的可能性向度。”

  程永新特別提到,《好天氣》中那些“令人打顫”的細節(jié)描寫,如“行走的鞋子”“棺材打成的椅子會走動”,以及老中醫(yī)為兩個招娣診脈時發(fā)現兩人癥狀不同、脈息卻相同的詭異設定,無不充滿回味與冥想空間,令人讀后久久難忘。

  此外,他驚嘆于蘇童“隨便寫寫就是金句迭出”的語言魅力。小說開篇便以“太陽是從煙囪里吐出來的”這樣驚艷的句子抓住讀者,而在描寫好英投塘時,父親背著她不斷催吐的場景——“形成了一道污穢的瀑布”——既精準又到位,讓人內心一愣。

  從“先鋒實驗”到“史詩綜合”的蛻變

  1985年底,蘇童在《收獲》第五期發(fā)表《1934年的逃亡》而一舉成名,成為先鋒小說的領軍人物之一。寫作四十年,他賦予了文本獨特的“識別碼”。熟悉蘇童的讀者,可能會了解他寫作的幾個“關鍵詞”:童年、記憶、歷史、南方、少年、女性……這些元素同樣出現在《好天氣》中。

  從《妻妾成群》到《黃雀記》,他塑造了一系列復雜而鮮活的女性形象。同樣的,《好天氣》中的好英與好芳,背負“招娣”之名,卻以近乎極端手段掙脫“重男輕女”的枷鎖。葉子發(fā)現,《好天氣》的故事線索雖然是“找兒子”,但靈異這條主線卻完全是女性的,她還起回憶自己的外婆也叫“招娣”,直言小說中“不被看見和不被珍視女性”戳中了某種共通的記憶隱痛。“很奇怪,女孩子叫一個榮華富貴的名字好像就浪費了,叫‘招娣’‘喚娣’才是實實在在的名字。”蘇童回應,“對這種思想的批判,在我以前的小說里也做過努力,這次的設置更加驚悚,蕭木匠的兒子好福是怎么丟的,跟他的姐姐有什么關系?我甚至在小說前半特意營造了一點假象。會不會寫得太狠了?我轉念一想,就狠一點吧,為世界上所有的‘招娣’出一口氣。”

  還有少年視角。蘇童曾多次表達,“一個作家寫到最后,一定要回到童年”,在《好天氣》中,蘇童依舊沿用第一人稱“我”作為敘述視角。張學昕特別指出,蘇童所回到的童年,其實是“重新發(fā)酵的記憶”,“開篇就是1975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半個世紀過去了,他重構了歷史,用自己的視角重新關照。回過頭來,無論人、鬼、魂,圍繞咸水塘以及咸水塘的上空,構成的風景,背后有巨大的隱喻內容。”

  童年記憶的反復出現。“黑天氣”“白天氣”“酸天氣”的場景來自蘇童童年真實可觸的生活經驗,“如果在座有和我差不多年紀從那個地方成長起來的人,比如我的同學們會覺得我寫的是紀實文學。”他回憶自己小時候生活在蘇州城北,那是一個被工廠包圍的地帶——炭黑廠、水泥廠、硫酸廠……每一種工業(yè)氣味都滲透在日常的呼吸之中。“我小時候就是在苯酐的氣味中長大的。”蘇童說,苯酐是做樟腦丸的原料,那種刺鼻的化學味,是他對“空氣”的最初認知。

  從《1934年的逃亡》開始,蘇童文體上的變化,本質上是語言的變化。蘇童提到,“如果用樂器比喻語言,我的短篇小說寫的雖然是中國各個時代的事,但用的都是西洋樂器,鋼琴、小號、圓號……而在寫《好天氣》時,我大量使用了民族樂器,嗩吶、二胡、笛子、簫,尤其是鬼魂奶奶在城北游蕩,從墳地過來打掃她的棺材時,背后全是笛子、簫的聲音” 。

  “蘇童就像一個富翁,這次傾囊倒出。”在程永新看來,《好天氣》正是蘇童寫作四十年來的集大成之作,“其實一個作家一輩子寫那么多作品,他始終在寫幾個人、始終在寫一個地方?!逗锰鞖狻分械暮芏嗳宋锖偷孛c蘇童以往的作品有一定的聯系,但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好天氣》是他創(chuàng)作各個方面的集大成者,包括風格化、流派、文字語言等。”

  談及這部作品的文學史價值,程永新坦言,回顧蘇童的創(chuàng)作歷程,從《我的帝王生涯》《米》到《黃雀記》《河岸》,蘇童在中國當代文學已經成為教科書級別的作家,“他的長篇小說也非常好,但需要時間沉淀,再過十年回望,《好天氣》有可能是一本奇書,是中國知識分子作家對人與靈魂關系結構的第一次考量。”

  蘇童則表示,“一個小說完成了,首先你要對得起自己。我當然希望讀者喜歡,但那交給命運。”

  (來源:大鯨出來了號;垚    仟 | 撰文,任小鵬 | 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