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寫作要拎著兩把板斧上陣

來源:大鯨出來了號 (2025-05-16 09:52) 6009042

   “詩到語言為止”是詩人韓東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對當代詩歌創(chuàng)作影響深遠。 

  本期#大鯨講堂,葉兆言借助韓東的這一論斷,拆解文學語言的錘煉之道,以及閱讀對他寫作的影響。 

  “說話也好、作文也好,無非就是要更簡明一些、更清楚一點。” 

  ——大鯨按

“詩到語言為止”——談文學語言


葉兆言

一、首先要放下成為一流作家的執(zhí)念

  有志于成為作家,大致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直行線,靠著一直寫,寫出來。從事任何創(chuàng)作事業(yè),開始時不妨把調(diào)子定低一點。

  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起步,對很多文學青年都有啟發(fā)意義。沈從文的文學起步不高,剛開始走文學這條路時很苦悶,寫出來的東西無法發(fā)表。而人總要先立足生存,沈從文給當時身居北京的已成名的作家郁達夫?qū)懶?,表示想要得到幫助。郁達夫去看望他,請他在蒼蠅館子吃飯。這是歷史與生活的常態(tài),即使是了不起的大作家,也曾有如此家常的一面。

  沈從文有很多生存和發(fā)展方面的苦悶,向郁達夫訴苦。郁達夫就在1924年寫了《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借沈從文之事把社會狠狠挖苦一通。郁達夫直截了當?shù)嘏u沈從文:

  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卻是一樣的可驚可異。

  郁達夫坦率地公開沈從文私下對他說的苦悶:

  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guī)в杏H屬的大慈善家H,H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和你一樣窮的我。

  郁達夫又說:

  現(xiàn)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雖然不能說是為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為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

  郁達夫的話不無調(diào)侃之意——要是去當兵戰(zhàn)死了,往大里說,是為國捐軀,往小里說,是為朋友兩肋插刀。郁達夫接著又說:

  這才是真正的下策了!你現(xiàn)在不是只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于沒有勇氣自殺么?……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干的時候一定是干得到的。……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這封公開信的結(jié)尾也很精彩:

  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guān),進去很便。不過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這里沒有什么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卻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有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練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個普通青年,要成為一名作家,或有決心真正做事業(yè),是攔不住的。沈從文當時并未對這封信做回應,后來兩人成為平起平坐的名作家,這便是一樁文壇逸事。沈從文的文學事業(yè)從最底層起步,面對過無數(shù)困難,還是慢慢地用一支筆立足于世。他一直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稱為習作,寫小說、散文統(tǒng)統(tǒng)認為這是作業(yè)本、是習作。沈從文是典型的從“三流”作家慢慢成長為一流作家的例子。

  還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是契訶夫,他的早期小說《套中人》《凡卡》《一個小公務員之死》是公認的好小說,但很難歸入一流。對于想在文學藝術(shù)道路上一直往下走的年輕人,不必一開始就著眼于一流。弘一法師的兩個字就是“放下”,當放下對成為一流的執(zhí)念后,心情就會變得很平靜,可以慢慢思考自己的道路應該怎么走。

《套中人》

[俄]安東·契訶夫 |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二、文學的價值在于無用之美

  第二項是語言。無論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影視編劇,語言都非常重要。朱自清先生1920年北大畢業(yè)后成為揚州一名中學老師,一邊為學生授課,一邊懷揣寫作理想。他一生都不是“職業(yè)”寫作,他始終有自己的“主業(yè)”。

  1923年,他與朋友俞平伯先生路過南京,游覽秦淮河,他們各自寫了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兩篇著名的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這篇是隨后到溫州所寫,既是回憶,也是為學生寫的一篇示范性作文。他在溫州寫了一組文章,就是著名的《溫州的蹤跡》,其中一篇便是《綠》。溫州的梅雨潭風景區(qū)把這篇散文中的兩句刻在石碑上:“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 ”。寫這篇《綠》時,朱自清才26歲,算不上是位語言大師。挑文章里的一段:

  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著你,撫摩著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著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么?

  一篇文章,人們都說好時,就人云亦云。不要被朱自清先生“散文大師”的光環(huán)影響,行文里這么多的“我”很別扭。五四新文學早期的散文就是這樣,寫作都是白話文的草根和初學者。因此,開始從事某項創(chuàng)造性事業(yè)時,想寫就寫,想編就編,想導就導。

  寫作有兩條路,第一條路像沈從文,一步一步地、一篇一篇地寫,慢慢從最初的習作一直寫到十年以后,破釜沉舟。朱自清的路就不一樣,他的選擇很務實——做中學老師,同時試試寫散文?!?/p>

  語言方面,我們一方面要肯定朱自清的散文成為經(jīng)典有其原因。但即使是經(jīng)典的語言,也需要琢磨是否經(jīng)得起推敲。推敲之下,這篇《綠》雖然被刻碑流傳,也不是沒有問題。再舉朱自清另外一篇文章《阿河》的一段:

  這全是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白水的話來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吃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說的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wǎng)!”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著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掐出水來……“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象一雙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著圈兒。

  他寫的是一個年輕女傭,但他用的詞匯,無論是趣味還是描寫——我相信朱自清內(nèi)心是純潔的——讓人感到別扭。這個例子反映了白話文初期語言的不成熟,相比之下,魯迅的文章有非常扎實的古典文學基礎(chǔ),文言文寫得漂亮,白話文有積累的古典文學修養(yǎng)在其中。魯迅寫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已37歲。在進入“文學江湖”時,他已是中年人。魯迅的文字不可能出現(xiàn)《綠》這種年輕、稚嫩的風格,反而充滿質(zhì)樸的生活氣息。

  為什么朱自清的散文會有這樣的氣質(zhì)?因為剛開始寫作時沒有豐富的寫作經(jīng)驗。白話文剛剛興起時,古文中的主語被大量省略,如何在白話文中處理主謂賓的語法關(guān)系?巴金小說也有類似的情況,語言中存在大量的“我”。五四早期文學里泛濫的主語,其實是對翻譯文體的仿效,它體現(xiàn)了我國文學語言在發(fā)展早期摸索中遇到的問題。朱自清《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這段:

  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著明末的秦淮河的艷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里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仿佛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于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好文章是有節(jié)奏的。語氣詞“了”用太多,對節(jié)奏有很大的破壞。朱自清后來去清華做中文系主任。清華中文系曾是中國最好的中文系,朱自清功不可沒。1932年11月,魯迅從上海回北京探望母親,朱自清作為系主任,想請他來清華做講座,連續(xù)請了兩次。魯迅見到他后,話說得很客氣:

  已經(jīng)約了上海的書鋪,將近期的文字合集出版,要及早回去,抽不出時間,而且昨天已經(jīng)在北京大學演講過了。

  我猜,是不是魯迅對清華中文系還有一點看不起,清華是從留美預備學堂開始的,就是最早的新東方嘛!朱自清一個月以內(nèi)連續(xù)請了兩次,為中文系的建設(shè)盡心盡力。當時很多大學的中文系都是新舊人物雜糅,比如清華講《莊子》的教授劉文典,這些守舊但富有學識的老先生與一些充滿朝氣的年輕學者在一起,怎么管理和發(fā)展呢?朱自清做了清華中文系16年的系主任,用科學管理的方法,與其他學者一起把清華中文系真正變成一個現(xiàn)代意義的學術(shù)研究與教學的機構(gòu)。

  朱自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編教材,我的祖父葉圣陶也是一直致力于此。朱自清和我祖父都做過中學教師,都可被稱為非常好的教育家,但他們都沒有在中學老師的崗位上堅持下去。我真心佩服那些能堅守在教學一線的中學教師。

  在編中學教材時,朱自清是最早意識到自己文字中可能存在問題的?,F(xiàn)代小說家吳組緗是朱自清的學生,他回憶朱自清談自己的散文時說:

  寫的都是些個人的情緒,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無愁之愁;沒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該。就讓他自個兒愁去罷。

  朱自清后期的作品風格發(fā)生巨大變化,他一輩子努力的事是把中國語言寫好、把中國話說好,他的文字風格就樸素多了。汪曾祺評價朱自清后期的《論雅俗共賞》時說:

  漸歸簡淡,樸實無華,顯示出閱歷、學問都已成熟。用口語化的語言寫學術(shù)文章,并世似無第二人。

  為什么要苛刻地對待這些文章?因為它們是樣板和經(jīng)典,如果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會帶來很多問題。唐弢對朱自清的《背影》就有保留:

  論文字,平穩(wěn)清楚,找不出一點差池,可是總覺得缺少一個靈魂,一種口語里所包含的生氣。

  當我們想在語言上思考一篇經(jīng)典時,就該有自己獨到的角度與理解。再挑一句話:

  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著明末的秦淮河的艷跡。

  把它改成一個很簡單的句子行不行呢?比如:

  我們談著明末秦淮河的艷跡。

  去掉“模模糊糊的”,少了些情調(diào),但文字清澈了些。朱自清肯定不會認可他的文字“一字不易”,因為他一生致力于文學語言的發(fā)展,致力于如何使我們的語言變得純粹,變得更好?!侗秤啊烽_頭是這么一句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刪掉兩處:

  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再刪一處:

  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更加精簡了,不需要那么多“我”。最后的修改:

  與父親兩年不相見,不能忘記他的背影。

  從原文含標點的26字改到最后的18字。并非否認朱自清的寫法,而是現(xiàn)在往往會像后一種這么寫,它體現(xiàn)出文學語言從五四到今天的變化——對語言精煉性與準確性的要求。

  我為什么會這么在意語言的問題?一方面是受家庭影響,我生于一個弄文字的家庭,家里的長輩對語言都比較敏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來自朱自清。朱自清對我父親和我都有影響,他一輩子都在研究語文教育,人生后期寫了很多專門文章談語言和語文教育。我有一個“暴論”,那就是把《荷塘月色》從中學語文課本里拿掉,因為它的文字太花哨了。其中確有許多幽微的情緒,但被過度地夸大了,文章在形式上不完美。寫文章是對靈魂深處的求索,但這種求索表達出來時,需要更得體的語言。朱自清這篇文章的語言也許是太考究了,目的性太強,反而過分夸張了感情的幽微處,而文學的價值在于它的無用之美——《菜根譚》里有話:“寵辱不驚,閑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云卷云舒。”寵辱不驚,去留無意,寫文章也該如此。因此我希望把這篇拿掉,可以換為朱自清晚年較為平實樸素的文章,如《論雅俗共賞》中的篇目。語文課本某種意義上是公民教育的樣板,中學開始教育人們怎么應用語言表達,課文是否“優(yōu)美”并不是重點,重點是具備成熟的語言形式。不要被“經(jīng)典”的名頭震懾,以至失去了自己獨立的判斷與思考。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問世時無人問津,現(xiàn)在變成了超市都能看見的讀物??ǚ蚩ǖ摹蹲冃斡洝非∈窃诳ǚ蚩ㄈナ篮?,人們才認識到他作品的價值。希望大家意識到時間的視差。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放棄自己的判斷與思考。

《尤利西斯》

[愛爾蘭] 詹姆斯·喬伊斯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三、寫作要拎著兩把板斧上陣

  放眼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經(jīng)典”,如徐志摩《再別康橋》,就個人來說,有點受不了。但徐志摩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詩人。這里說的“非常好”,不是說他的詩多么好,而是他的詩人氣息比別人強,這非常重要。從事藝術(shù)之路,沒有詩人氣息是不行的??上ナ赖迷?,他的生命如果能延續(xù)下去,他也會成長,會發(fā)現(xiàn)自身的語言問題。舉一個反例,著名的散文《濃得化不開》:

  嘸,一首淫詩。蕉心紅得濃,綠草綠成油。本來末,自然就是淫,它那從來不知厭滿的創(chuàng)化欲的表現(xiàn)還不是淫:淫,甚也。不說別的,這雨后的泥草間就是萬千小生物的胎宮,蚊蟲,甲蟲,長腳蟲,青跳蟲,慕光明的小生靈,人類的大敵。熱帶的自然更顯得濃厚,更顯得猖狂,更顯得淫,夜晚的星都顯得玲瓏些,像要向你說話半開的妙口似的。

  為什么讀一些現(xiàn)代名篇時,會用一種敷衍的態(tài)度對付它?因為很難進入。這篇文章的情調(diào)、節(jié)奏乃至用詞,問題很多。但很多老先生對徐志摩的這篇文章贊不絕口,也許是在五四文人交往中存在著人情世故的因素。沈從文與徐志摩是好朋友,徐志摩飛機失事后,他作為朋友第一時間匆匆趕去。他說徐志摩的詩文里有“赤子之心”。如果認真讀沈從文的小說和散文,就知道他和徐志摩在語言運用上是有著分歧的。讀《從文家書》《湘行散記》看沈從文的行文風格,他怎么會喜歡徐志摩的文字呢?但他們?nèi)匀皇呛门笥?,這說明文學批評里有很多事情不屬于文學。他們的語言美學趣味或許有參差,但在審美上又必定存在著共同標準。如果徐志摩還能繼續(xù)寫作,隨著年齡增長,他(的寫作)會有變化。徐志摩的生命停留在34歲,非常年輕,他的語言是可能發(fā)生如朱自清一樣風格嬗變的。對比朱前期與后期的創(chuàng)作,能看出他一直在思索和探尋,他后來有本《寫作雜談》,是1945年開明書店出版的,他說:

  總之,從思想到語言,和從思想到文字,都需要一番努力,語言文字清楚的程度,便看努力的大小而定;若完全隨心所向,必至于說的話人家聽不懂,作的文人家看不懂。

  “語言文字清楚的程度”,“清楚”這兩個字特別好,剛剛說的文章的問題,就是不清楚,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的祖父在朱先生去世后寫了一篇追思文章《朱佩弦先生》,他就更認可朱先生后期的散文語言風格,他說:

  現(xiàn)在大學里如果開現(xiàn)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xiàn)代本國文學史,談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

  朱自清認為語言文字的清楚程度,要看努力的大小而定,要把文章寫干凈、寫清楚。怎么(寫得)干凈清楚呢,魯迅的做法值得參考:

  文章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

  創(chuàng)作要學會做減法,把能不做的、能不要的、能省的,都刪掉。不僅是簡單的一句話,即使寫篇小作文、發(fā)微信,也要時刻控制簡潔性,人生的態(tài)度也應該是這樣。以我自己為例,為什么我能源源不斷地寫下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對語言有特別的興趣。所謂寫作就是這樣一種態(tài)度——寫了上半句,很快有了下半句,但對下半句并不滿意,需要去找一句更好的句子來對上半句。很可能在找下半句時,不是信手拈來,需要消耗三個小時。這三小時不白費,因為三小時后很可能還用原來那句,因為找不到更好的。我們的人生可能也是這樣,但人生的有趣就在于這三個小時的尋找。如果我們的寫作與人生像自來水龍頭一樣,一打開就有很多,所謂才華橫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寫文章立馬可待,沒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對所謂的文學才華不是特別敬佩。文學才華與人的容貌一樣,是天生的,不可強求,所以不重要,重要的是后天努力。以有無才華判定一個人能不能寫下去,不一定準確,我們自己未必知道自己的潛力。沈從文與契訶夫在文學之路起始,沒多少人覺得他們有才華。所以,不太容易寫出來才會源源不斷地寫下去。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歐陽修《醉翁亭記》開頭那句“環(huán)滁皆山也”,五個字。他下筆時也許想了很多開頭,最后發(fā)現(xiàn)平實的五個字即可。琢磨五個字的過程代表一種人生態(tài)度,一種藝術(shù)追求。作者開始想的也許就是這五個字,認為不一定最好,于是想了好幾個,最后用排除法還是決定用這五個字,性質(zhì)就不一樣了。好的東西、好的藝術(shù)品一定有這樣的過程在里面,別人看覺得仿佛渾然天成,但其實這五個字是錘煉后的結(jié)果。這種錘煉與探索對創(chuàng)作是有意義的。

  北宋人說歐陽修“作文既畢,貼之墻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是說歐陽修對書法作品的認真矜持。這個“改正”特別有意味,反復看,反復琢磨,反復錘煉,反復修改,最后才能“盡善”。南宋人又說歐陽修“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后生笑。’”“不畏先生嗔,卻怕后生笑”也是同樣意思,因為擔心被后人恥笑——這是個雙關(guān)語,“后生”其實既有年輕人的意思,也有“未來的讀者”的意思。

  海明威小說的語言風格也是如此,有一種經(jīng)歷反復修改后的簡明清晰。海明威的寫作,猶如李逵,用板斧把文字里可以砍掉的都砍掉。再去讀19世紀文學大師的作品會發(fā)現(xiàn),所有的大師都有語言不經(jīng)錘煉的問題。我中學時代特別喜歡雨果,覺得雨果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第一次讀《九三年》時我會痛哭——世界上還有這么好的小說。在小說快結(jié)束時,人們以為的反動派朗德納克爵士,放棄自己逃生去救三個陷在大火里的無辜孩子,雨果要表達“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的意思,雖然是為一個觀念服務,但小說的結(jié)尾寫得實在太有說服力太動人。

《九三年》

 [法]維克多·雨果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我讀研時,伯父想挑選一些世界名著進行縮寫,我當時想挑雨果的。但《九三年》給中學生看似乎不合適,我就挑了另一本戲劇性較強的《笑面人》。任務是把它縮寫成三萬字,但事情只做了一半就做不下去了,我突然發(fā)現(xiàn)雨果的語言怎么那么啰嗦,過去沒有這種感覺,閱讀感受的變化與人的閱讀經(jīng)歷有關(guān)。中學生沒有很豐富的閱讀經(jīng)驗,不會感覺雨果的文字有什么問題。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去接珂賽特一段,幾乎用了三四萬字寫一個非常小的細節(jié),讀時覺得驚心動魄,過后想就覺得沒必要。它體現(xiàn)出當代藝術(shù)與更早時的藝術(shù)觀念的區(qū)別。

  海明威不光對寫作者有意義,對所有從事藝術(shù)的人,都有借鑒和參考的意義——希望你們“野蠻”一點,要拎起兩把板斧,膽子大一點,看著不對就砍下去。所有寫作者都應是革命者,必須“野蠻”,必須強悍,不要被那些經(jīng)典唬住。汪曾祺說:

  使用語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軟熟,筋道,有勁兒。水和面粉本來是兩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發(fā)生了變化。

  也是這個意思,不好好揉一下,只是任著性子寫,語言就流于粗糙。我有一個毛病,就是拿來別人的作品背地里思考,改一改。李敖曾干過,他公開修改蘇東坡的《赤壁賦》。《赤壁賦》這樣的文章,想動一動很難,但李敖覺得“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可以簡化一下,改為“耳得為聲,目遇成色”。這是一種游戲心態(tài),寫作時可以有類似的思路,替作者改一改,能不能改得更好?

  我過去很喜歡巴爾扎克,也寫過關(guān)于巴爾扎克的文章?,F(xiàn)在巴爾扎克的書已是公版書,后浪出版公司請我寫推薦語。他們擬了稿子發(fā)來,原文是這樣的:

  傅雷先生的翻譯令我深深著迷。他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活生生的巴爾扎克,也讓這位法國大作家的心血走進了中國的干家萬戶在《人間喜劇》中,巴爾扎克以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構(gòu)建了一個完全屬于他的、全新的世界。從少年時代的初遇,到日后的重讀,它反復地吸引著我,使我獲益匪淺。即便是在今天,它仍是一系列極具現(xiàn)代性的偉大作品,我們?nèi)阅軓闹凶x到對于最古老、恒久的話題的新鮮解釋。

  后浪出版的大開本《人間喜劇》裝幀精良,收錄了十四部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小說,以及兩百余幅插圖,巴爾扎克筆下震人心的場面和質(zhì)樸而不朽的人物,均鮮活地呈現(xiàn)其中。如此經(jīng)典,也許當以這樣的形式,長久地留存下去,滋潤一代代讀者。

  我動筆改了,修改后是這樣的:

  《人間喜劇》以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構(gòu)建了一個全新世界。傅雷先生的翻譯令人著迷,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活生生的巴爾扎克,讓巴爾扎克走進了中國的干家萬戶。從少年時代初遇,到日后重讀,我獲益匪淺。即便在今天,仍能從中讀到最古老話題的新鮮解釋。

  后浪版《人間喜劇》裝幀精良,兩百余幅插圖,巴爾扎克筆下震撼人心的場面,質(zhì)樸而不朽的人物,均鮮活呈現(xiàn)。傅雷先生的精心譯本,非常適合收藏。

  主要的信息沒有動,修改了文字風格。他們反饋說,經(jīng)這么一改,的確文字干凈多了,意思也清楚多了。“詩到語言為止”表達的意思也是這樣。說話也好、作文也好,無非就是要更簡明一些、更清楚一點。


 對 話

  Q:文學語言在發(fā)展過程中,極簡主義趨勢是一種進步,還是僅僅為一種風格的轉(zhuǎn)變? 

  葉兆言: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好,你讓我立刻警醒起來,所有有“爹味”的教導都是有問題的,它是一種單向輸出。我今天對錘煉語言的期待、對于海明威的認可,容易造成一種簡單的結(jié)論,即只認可語言的極簡趨向。其實,我并不特別贊成極簡主義。極簡風格只是文學語言發(fā)展的方向之一,如果你非要用極簡的尺子去度量所有創(chuàng)作,你就沒法評價??思{。??思{的成功就在于他的“不簡”,甚至可以說是“啰嗦”,他的風格便是如此,他作品的成就一部分也得自于作品龐大的信息量造成的晦澀效果。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師造化之法,亦正如師古人,不外‘擬議變化’耳”,也就是說,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脫離不開模仿,只不過是在“擬議變化”基礎(chǔ)上的模仿,那么??思{追求的晦澀風格可能就是一種非常好的“擬議變化”。有時候?qū)懽餍枰睆秃突逎?,千萬不要以為極簡就是藝術(shù)發(fā)展的唯一趨勢。舉個例子,雷蒙德·卡佛,他成就于極簡風格,但很多問題也出在他的極簡上。卡佛年輕時生活很辛苦,他的寫作便選擇了所謂極簡,但明顯有著有一種粗糙的生機。后來功成名就了,他的極簡就成了包袱,成了刻意的極簡,后來作品的創(chuàng)造力反而受到影響。當代作家有一位寫《棋王》的阿城,你們都知道他。他的文字非常典雅而簡約,但阿城的文字太講究了,寫每一句話都是極簡思維,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會干擾創(chuàng)造力。還有個相反的例子,就是莫言。莫言的寫作,泥沙俱下、氣勢恢宏,他的粗獷讓他的創(chuàng)造力充分釋放出來。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像阿城那樣精美;同時我也特別欣賞莫言,他那噴涌而出的創(chuàng)造力。要寫作就不能攔住這個東西,當把人生欲望與粗獷表達都攔住了,創(chuàng)造力也會受到影響。就是這個道理——當我們談極簡時,再想一想如果我不極簡又會怎么樣?好的東西都是這樣,像鳥一樣,像飛機一樣,一定要有兩個翅膀,保持了平衡以后,你才能翱翔;光是一個極簡,猶如只有一個翅膀,是飛不了的。我們的創(chuàng)作道路上,得始終想著極簡與粗獷這兩種對立的美學追求,保持這種平衡就是一種優(yōu)美的姿態(tài)。

《阿城文集》

阿城 |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Q:據(jù)說您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錢鍾書先生的長篇小說《圍城》,您能不能就小說語言點評一下這部當代文學名著?您覺得把《圍城》從風格上稱為“當代《儒林外史》”是否合適?

  葉兆言:這個挺難說的,因為錢鍾書是一個很“壞”的人,特別機智又特別刻薄,我這點刻薄完全不能和他比?!秶恰返拈_頭是男主角從國外回來,在船上跟鮑小姐勾搭上了。這會讓很多人看不下去,尤其會讓女士反感。我覺得這個開頭其實特別好。寫作就是創(chuàng)意的冒險,也是冒犯?!秶恰芬婚_篇就冒犯了很多“規(guī)矩人”——你怎么就會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情節(jié),輕薄的情節(jié)呢?當年因為我是寫學位論文,就讀得比較細,我發(fā)現(xiàn)這個開頭有其妙處。大家看過托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一個男人去誘惑一個女人,一個純潔的女性被一個壞男人誘惑,而導致后面一系列不幸?!秶恰返拈_頭只是反寫了這一切,把性別轉(zhuǎn)變一下。方鴻漸在國外什么都沒學到,但他唯一沒有丟的是他內(nèi)心的正直,還保留了最后的體面;他還沒有丟掉的是他的童貞。這里是有點象征的意思。他最后的體面就在回國的途中伴隨失去童貞而失去的。所以,他和鮑小姐之間的艷遇,完全被動的,被引誘的,某種意義上和托馬斯·哈代考慮的是類似的,它在小說一開始就給出一個暗示——這個男人,方鴻漸,他被誘惑、他被動,他失去了自己寶貴的體面,而這只是此后他一系列喪失的開始。錢鍾書此間大有深意,又不愿把它直白地說透,因為小說是不能直接說透的,要讓讀者自己體會?!秶恰冯S后用了另外一個細節(jié),方鴻漸回到自己家里以后,發(fā)現(xiàn)出國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變了,唯一沒變的是他的奶媽。他想起了他的奶媽以后,掉下了兩滴眼淚。在某種意義上,這兩滴眼淚其實也是對他的失貞的痛感。這還只是一個開始。我們看得出,小說家寫小說,會有很多設(shè)置、很多陷阱在里面。錢鍾書這一筆這確實是很險的,從這個角度來講,錢鍾書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他的思考和創(chuàng)作具有現(xiàn)代性。

  Q:您是出于什么樣的創(chuàng)作動機去寫南京,還寫得那么鮮活?

  葉兆言:我經(jīng)常被問及這個話題,就是所謂的地方性。我倒覺得地方性是一個很刻板的詞。我首先承認自己得益于生活的這個地方,得益于南京這座城市。有人說我是這座城市的代言人,我內(nèi)心是挺反感這種說法的。文學是一種世界語言,我們評價一個作品好壞的時候,其實全世界使用的是同一種標準。我剛才舉了那么多例子,是使用不同語言寫出來的,從朱自清到徐志摩,再到錢鍾書;從契訶夫到海明威,他們共同給我們形成了一種標準,這是超越于國別與語言的,更超越于所謂地方性。通過閱讀,我們形成一種公認的標準,它的基礎(chǔ)就是——文學語言是一種世界語言。我們?yōu)槭裁凑f這個作家好?我們下判斷的時候,是在用一種世界公認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地方主義不足取。地方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就像賣土特產(chǎn),如果文學變成簡單的地方主義,就會產(chǎn)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視野變得狹隘了。


《璩家花園》

葉兆言 | 著

譯林出版社

  當然,在文學的世界性語言中,要寫出你的地方特色,但不是單一地展現(xiàn)所謂地方特色,而是要寫出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是什么呢?我坐在這跟你說話,我總得有個凳子,我不可能懸在半空中跟你說話,地方特色就是起到這個作用的,它讓世界性的東西落地了。這個凳子它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的四個點,它得插在地上。地方主義是有問題的,把地域性給本質(zhì)化了,而地方特色本身就是不斷變化的,不是凝固不變的。我們南京人現(xiàn)在經(jīng)常說鴨血粉絲湯,我小時候就沒有鴨血粉絲湯,只有鴨血湯。粉絲是后來加進去的。比如我們現(xiàn)在南京人一說南京人講話“阿要辣油啊”,我小時候吃東西是不放辣油的,因為過去食用油的供應很緊張,只有辣醬。所以這個地方特色它本身就在變。寫作要有地方特色,但千萬別標榜它,成了地方主義,所謂這座城市的代言人什么的。

  不用擔心你的寫作沒有地方性,文章要是寫得好就不可能沒有地方特色,要擔心的反而是缺少世界語言。什么叫缺少世界語言呢?有時我們的文章和小說會寫得很偏頗、很固執(zhí),僅僅奉某一位作家為圭臬。你喜歡卡佛,就會把極簡作為唯一標準,這可能就是有問題的。文學是開放的,不是狹隘的。我一直覺得自己所從事這個事業(yè),在這個世界文學的大書櫥里,一個中國作家最大的理想該是作品能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不是對立的,中國文學是大的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不太喜歡那句名言“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我相信,越是世界的一定是越是中國的,也越是地方的。

  本文根據(jù)4月28日葉兆言在南京藝術(shù)學院“講故事的人——創(chuàng)意寫作大師課”系列演講上的發(fā)言整理而成。講座主持人為南京藝術(shù)學院副教授張德強。

  本期主講:

  葉兆言| Ye Zhaoyan

  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南京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畢業(yè),進工廠當過四年鉗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80年代初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葉兆言中篇小說系列》,五卷本《葉兆言短篇小說編年》,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我們的心多么頑固》《很久以來》《刻骨銘心》《儀風之門》《璩家花園》,散文集《流浪之夜》《葉兆言散文》《雜花生樹》《陳年舊事》《南京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