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的知名度與詩歌如此密切關聯(lián)，這在中國，乃至在全世界，大約非揚州莫屬。自從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傳頌開來，煙花三月有如揚州的節(jié)日。煙花三月好時光。在這日子里，人們常會想到揚州，似乎好時光就該與揚州聯(lián)系在一起。
以中國之大，中華文明之悠久，應當說，比揚州更古老的城市多了去，但為何獨揚州受到詩人的青睞？在以詩賦取士的年代，詩是主流文化樣式，沒有一個讀書人不會寫詩，沒有一個官員不會寫詩。也就是說，值得詩人去寫的城市很多，有詩歌寫作能力的人也很多，但為何歷史和詩人都選擇了揚州而非其他城市？當我回到這座城市，在街邊徘徊，常會想到這個問題。
如果李白與杜牧生在三國時代，他們筆下寫的就不會是揚州了。整個三國時期，廣陵（今揚州）為魏、吳兩國的邊境，彼此爭戰(zhàn)中，所設郡縣已若有若無。史載：魏文帝曹丕黃初六年（公元225年）又親率舟師入淮，十月抵廣陵故城，臨江閱兵，并寫下《至廣陵于馬上作》一詩。曹丕的詩寫的是戰(zhàn)場、戰(zhàn)事，廣陵只是一座故城，“抵廣陵故城”是史載，“至廣陵馬上”是詩云，但都證實了彼時的廣陵已被戰(zhàn)亂輾成了廢墟。
這里，我想根據歷史沿革，把廣陵作為今揚州的前身來援引資料。事實上，三國時期魏、吳兩國均各置揚州。魏國的揚州治所在壽春，轄地為淮南、廬江二郡。吳國的揚州治所在建業(yè)（今南京），轄有丹陽、會稽等十四郡。這兩個揚州都不是今天的揚州，也沒有管轄過今天的揚州。梁代殷蕓《小說》記載：“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愿為揚州刺史，或愿多貲財，或愿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這里的“上揚州”所指的其實是建業(yè)（今南京）。
上古時期，揚州的涵蓋范圍更大?！渡袝?middot;禹貢》記載天下分九州，依次為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這里說到的揚州是一個廣大地域的統(tǒng)稱，把今天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乃至廣東的一部分都包括在內。
一個無大不大的“揚州”，還有魏、吳兩國分置的兩個異地的“揚州”，如何坐實到廣陵故城，坐實到后來的江南名城、溫柔富貴之鄉(xiāng)、擁有江南第一名園、詩家爭相吟誦、煙花三月的好去處，還有很長一段歷史路程要走。
公元400年至700年，是決定揚州命運最關鍵的三百年。
三國歸晉，近百年的戰(zhàn)亂暫告平息，廣陵在廢墟上開始復興。南朝一百六十多年，復興后的廣陵，先后遭遇了三次大劫難。一是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南渡淮河，直逼長江北岸的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準備造筏渡江，攻打劉宋首都建康，軍隊四處燒殺劫掠，古城廣陵首當其沖。這是文字記載中“揚州”遭受的第一次重創(chuàng)。二是公元459年，劉宋王朝兄弟同室操戈，孝武帝殺了同父異母的弟弟—坐鎮(zhèn)廣陵的劉誕還不解恨，遷怒于百姓，下令屠城，廣陵居民無論老幼，一律斬殺。經過這兩大浩劫，廣陵古城繁華蕩盡，凄慘荒涼。詩人鮑照過廣陵，時創(chuàng)痕猶新，血跡尚在，他目睹慘狀，悲從中來，感發(fā)而作《蕪城賦》。從此，“蕪城”便成了“揚州”的特指。鮑照寫《蕪城賦》后不久，廣陵又在侯景之亂（公元548年）中再遭屠城，史載：廣陵城內的男女老幼，盡被半埋于土中，慘遭集體射殺。廣陵因此成為一座空城。
揚州（廣陵）的歷史轉機，始于隋朝（581—618）。
首先是城市名稱的確定。自東晉以降，南北朝期間，廣陵多次被易名改治，劉宋改南兗州，北齊改北廣州，北周改吳州，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改吳州為揚州，置總管府。直到此時，那個曾是天下九州之一的“揚州”，治所曾分設于建業(yè)和壽春兩地、與廣陵沒有絲毫關系的兩個不同的“揚州”，這才與“古邗”“廣陵國”的揚州正式掛上鉤。這也等于給歷史畫了一條分界線：隋唐之前的揚州與隋唐以后的揚州不是同一個揚州，而歷史上揚州的最鼎盛時期，將從隋唐時期一步步走近。
再看揚州的復興與繁榮。如果沒有隋煬帝和他“輕用民力”開鑿的大運河，歷史會怎樣發(fā)展？這不好說。但是，沒有這樣的前提，就沒有揚州作為盛唐富甲天下的中國第一大城市的榮耀，這是確鑿無疑的。關于隋煬帝的歷史功過，古今多少人作過翻案文章。唐代詩人皮日休就在《汴河懷古》詩中說：“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公元584年到610年的26年間，隋代開鑿的大運河，以京都洛陽為中心，東北抵涿郡，東南至余杭，全長2500公里，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把京師、東都、涿郡（幽州）、浚儀（汴州）、梁郡（寧州）、山陽（楚州）、江都（揚州）、吳郡（蘇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聯(lián)綴在一起。農耕時代，水運是交通的命脈。開鑿通航后的運河“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對隋唐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對維護全國統(tǒng)一和加強中央集權，都起到了促進作用。
屢遭戰(zhàn)亂卻“野火燒不盡”，揚州終于“春風吹又生”。
盛唐時期揚州的繁華，今人是很難想象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今天的人常用國際化大都市來形容城市的規(guī)模，唐朝的揚州就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杜甫的“商胡離別下?lián)P州”，以及揚州出土的胡俑與駱駝俑，都佐證了來自波斯和大食的外國商人曾通過絲綢之路東下?lián)P州經商貿易。隨著海上交通的不斷發(fā)達，東南沿海對外貿易日益盛行，而揚州是水路運輸的重要樞紐，要想把海外貨物運往京城或其他城市，揚州是必經之路。揚州方言中“波斯獻寶”的語境，就來自波斯商人在揚州營銷西域物產這樣一種生活現實。水陸兩個通道的對外貿易，促進了揚州的富庶繁榮，唐人曾用“揚一益二”來形容揚州位居全國首富的地位。
這里說的是揚州的富庶與繁榮。從歷史視角來看，僅僅是富庶與繁榮還不足以說明本文的主旨。揚州最大的幸運是在它的興盛時期，遇上了中國詩歌的鼎盛時期。而中國詩歌鼎盛時期最優(yōu)秀的詩人群與揚州的邂逅，則有一個難以想象的契機。
據史料記載，有詩為證到過揚州的唐代詩人，知名者有駱賓王、張若虛、孟浩然、王昌齡、李白、高適、韋應物、孟郊、張籍、劉禹錫、白居易、李紳、張祜、杜牧、溫庭筠、皮日休、韋莊等，幾乎占了唐詩名家的半數以上。杜甫的“商胡離別下?lián)P州”引起他“憶上西陵故驛樓”，似乎是在說他漫游吳越時經過揚州，但因為沒有文字記載，也沒有留下詩篇，故未把他列入這個名單。
這實在讓人吃驚。如果說詩人趕趟去的是京城西安，人們就不會奇怪了。西安是當時的首都，是皇城。在以詩賦取士的唐朝，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誰不想仕途進取？有道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越是才高八斗，越想在皇帝面前賣個好價錢。但詩人們竟紛紛下?lián)P州，寫下眾多關于揚州的流傳千古的詩篇，恐怕不能單純從宦游、從城市富庶繁華的角度來理解。畢竟，盛唐時期的富庶繁華是一個整體現象，相比其他一些繁華大城市，為何揚州得天獨厚，為眾多詩人所青睞？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這里有幾個因素，似乎缺一不可。太平盛世不用說，揚州地處交通樞紐、富庶繁榮也不用說，中國的近體詩在唐朝迅猛發(fā)展并抵達鼎盛時期，這似乎也不用多說，雖然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最根本的一點是，唐朝那些最優(yōu)秀的詩人，怎么都不約而同地選擇揚州？似乎作為一個詩人，不來揚州看看，不寫點關于揚州的詩，就夠不上詩人這名號一樣。為什么會這樣？想必還應當有另一些歷史文化上的因由罷。
這里需要對詩人做一個說明，因為唐朝以詩賦取士的文化環(huán)境，讀書人沒有不會寫詩的，讀書才能做官，廣義上所有官員都可以說是詩人。事實上也確有一些重要詩人同時做著大官。但整體而言，詩人尤其是優(yōu)秀的詩人，大都仕途失意。李白、杜甫是典型的例子。孟浩然更是如此：“年四十，乃游京師，與張九齡、韓朝宗等達官顯宦往還，亦與王維、李白、王昌齡相酬唱。因吟詩為唐玄宗不悅而放還，布衣而終。”
長江之濱，黃鵠磯上，李白寫下著名的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這首詩以及“煙花三月下?lián)P州”的句子，今天已無人不知，成了詩詠揚州中最經典的句子。而且詩題中“之廣陵”與詩中的“下?lián)P州”是同位詞，再不似“騎鶴上揚州”之“揚州”有歧義。
當年李太白寫這首送別詩時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今人不會知道，甚至詩歌文本也不能完全傳遞出來，或者他已含蓄地說出，讀詩人卻沒有太在意，一句“煙花三月下?lián)P州”把整首詩遮蔽了。整首詩以平白的敘述，起，承，詩緒一轉，“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近體詩很講究起承轉合的“轉”。孤帆，漸行漸遠，遠遠地，剩下一個影子，最后只剩下藍天碧空。江水始終流淌，流向天水一色的遙遠天際。這里，詩藝且不說，單說這情緒，綿綿不盡的悵然與落寞，似乎遠大于送友時的失落。這時的李白，也許聯(lián)想起了布衣孟浩然的坎坷仕途。李白也許還這么想，孟浩然的詩寫得這么好，怎么就不能讓他去做點“兼濟天下”的大事呢？在以詩賦取士的年代里，李白這么想大約也沒錯。李白可能還聯(lián)想到了自己的懷才不遇，這大約也是李白喜歡扳倒酒甕猛喝酒的原因之一吧。酒醒的時候，李白常常會失落，有挫敗感。詩在李白那里，與酒為伍，常被用來澆胸中的塊壘。從這層意義上講，李白的《蜀道難》寫的豈止是蜀道，“難于上青天”的路，通向的也許是帝王家，是他神往的仕途……
這里說到了詩人每每仕途失意。仕途失意并非詩人無意仕途，恰恰相反，詩人都向往做官，在李白所處的時代，“學而優(yōu)則仕”體現了社會價值取向，是所有讀書人的目標，“文章千古事”不錯，卻是“貨與帝王家”才被認為有價值。事實上，李白這首平白如話的詩，之所以流傳千古，就在于其中綿綿不盡的悵然與落寞，在失意文人心中引起了共鳴。
從結果來看，詩人們不能在皇家應差，是他們個人的不幸，卻是詩歌的幸事，是文化上的幸事，也是揚州古城的幸事。
詩人大都生活在時間之中，也死于時間之中，只有極少的詩人活在了時間之外。能夠活在時間之外的詩人，鳳毛麟角。李白、杜甫，還有前面列舉的唐詩名家，就是一些活在時間之外的詩人。時間之中的詩人與時間之外的詩人，不是人力可以做選擇的，不僅是自己無法選擇，別人也不能代替他去選擇，多得不能再多的因素，構成了他的宿命、他的未來。時間之中的詩人，首先是由各種欲望編織起來的人。時間之中的李白，整天喝酒吟詩，喝酒純?yōu)槁樽碜约?，吟詩難免發(fā)點牢騷。李白不甘心吶！他覺得自己滿腹經綸卻不能去治國平天下，實在是“天生我材”卻用不到地方。時間之外的詩人，生命已經終結，他的那些用心或不用心去寫、無用或無不用的詩，竟“無心插柳柳成蔭”，成了大氣候。當年如果讓李白“學而優(yōu)則仕”，做一個大官，給皇帝當差，固然稱了他的心，圓了他的夢，但作為大詩人的李白也許會死在時間之中吧。
換一個角度看問題，詩人不在皇家應差，對國計民生也未必是壞事，畢竟詩人多不懂經世致用，“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這些安邦定國所需的學問，在詩人那里常常缺失。
就這樣，一邊是以詩賦取士的價值取向，一邊是眾多仕途無望的詩人，他們不得不離開令他們傷心的京師，尋找一個地方安置他們疲憊的身心。這時，揚州這個溫柔富貴之鄉(xiāng)，大約是一個很容易想到的去處吧。李白曾先后數次來揚州，他后來說“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這固然反映出李白的豪爽俠義，也說明揚州是一個典型的消費城市，還有一點，揚州這地方，落魄的公子委實不少。
遭貶長達23年之久的劉禹錫，從和州被征還京，在揚州與白居易相遇，《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是唱和詩，詩中留下千古傳頌的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以“沉舟”“病樹”自況，再加上“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這樣的首聯(lián)，失意的心境展現無遺，只能“暫憑杯酒長精神”。
杜牧在揚州做過小吏，擔任淮南節(jié)度府掌書記之職，據唐人小說記載，“供職之外，惟以宴游為事”。杜牧的“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和“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也是所有寫揚州的詩中傳播甚廣的句子。杜牧兩年后離開揚州，他在《贈別》一詩中寫道：“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流戀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僅僅說這些仕途失意的詩人樂于纏綿于溫柔富貴之鄉(xiāng)，似乎也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畢竟像蘇州、杭州、南京這樣一些南方的大城市還有很多。
那么，唐朝的詩人爭相來揚州，還有沒有其他歷史文化方面的因由呢？
我覺得，鮑照的《蕪城賦》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小覷。千古傷心《蕪城賦》。鮑照筆下，揚州的昔日之盛：“車掛轊，人架肩，廛闬撲地，歌吹沸天。孽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來自他的親歷親見。鮑照曾作為臨川王劉義慶的佐吏，在揚州生活過四年。15年后（公元459年）鮑照再來揚州，劉宋孝武帝屠城的血跡尚在，遍地廢墟，此時的揚州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兩遭兵禍，成了一座空城：“澤葵依井，荒葛罥涂。壇羅虺蜮，階斗麇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
鮑照所處的年代距離隋唐不是很遠，一個城市在不長的時間內，從極繁華到極破敗，再從極破敗到極繁華，本身就有吸引人之處。揚州城頻遭浩劫，卻于兵荒馬亂之后頑強地恢復過來。與一些太平城市相比，揚州城的盛衰劇變，飽含諸多時運的無奈與人世的滄桑，此乃文人墨客“抒懷舊之蓄念，發(fā)思古之幽情”的永恒母題，眾多詩家來此歌詠、憑吊、追懷，原是很好理解的。
還有三下?lián)P州、最后死于揚州的隋煬帝，應當也是吸引眾詩家的一個文化因由。歷史上怎樣評價這個皇帝另當別論，但這是一個不平庸的皇帝，古今大約沒有異議。登基前的楊廣（隋煬帝）作為隋文帝的兵馬大元帥，駐守江都（揚州的避諱之稱）十年之久，滅掉陳后主，完成了中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結束了上百年來中國的分裂局面，也結束了中國三四百年來的戰(zhàn)亂時代。登基之后，隋煬帝安定西疆、暢通絲路、開創(chuàng)科舉、修通運河、營建東都，從歷史的視角去看，這些業(yè)績均堪稱有作為的國君之所為。
隋朝距離今天時間久遠，而隋唐隋唐，從唐朝去看隋朝，可是近在咫尺的事。隋煬帝在揚州筑離宮、迷樓，傳說迷樓互相連屬，回環(huán)四合，進入迷樓可能幾天都繞不出來。還有那些傳說中的靡費奢侈的宮廷生活：院里的樹葉冬天凋落后，就剪彩絹為花，點綴于枝條。池沼中的冰得趕快鑿掉，用彩綢剪成蓮葉荷花布置其上。
隋煬帝與揚州的不解之緣，他的三下?lián)P州，以及在此國滅身亡，每每會讓人去想：這揚州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讓一個有為的國君如此癡迷？
張若虛和他的《春江花月夜》，是一個歷史的謎。今天來看，在中國詩歌史上，張若虛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但事實上，他差一點就被歷史忽略了。
張若虛（660—720），揚州本地人。生平不詳，唯知曾任兗州兵曹。與賀知章、張旭、包融齊名，號稱“吳中四士”。他比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年齡小10到20歲不等，卻比李白年長40歲，比杜甫年長51歲，也就是說，當李白還是弱冠少年，杜甫還在地上玩泥巴的時候，張若虛已經寫下了“孤篇壓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如果把初唐四杰視作初唐詩人的標志，把李杜視作盛唐詩人的標志，從年齡角度看張若虛剛好是中間的一代。他吃虧在這里，他的厲害也在這里。他不像王楊盧駱，開一代風氣，也不像李杜形成高峰。張若虛差點被歷史遺忘，問題大約就出在這里。他的厲害是有《春江花月夜》的文本在那里，對于詩人而言，詩作才是“硬通貨”，雖然初唐名詩人的前排沒有他，盛唐名詩人的前排也沒有他，但當歷史從浩如煙海的文本中淘洗出《春江花月夜》，“孤篇壓全唐”的評價，算是對張若虛和他的《春江花月夜》的蓋棺定論。
這里提及張若虛，是因為我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盛唐詩人是否讀到過《春江花月夜》？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盛唐時代的詩人，尤其是名詩人如何評價《春江花月夜》，卻是一個疑案。因為，如果當時的詩人或者名家對其有充分的評價，那么，張若虛和他的《春江花月夜》就不會在唐、宋兩個時代默默無聞。事實上，唐、宋兩代只是在少數選本中選了張若虛的包括《春江花月夜》在內的兩首詩，反過來，如果所有選本都拒選《春江花月夜》，張若虛的名字和他的名作，就將被徹底湮沒。我猜想，盛唐時，在詩作藝術價值的判定上，張若虛應當是一個有爭議的詩人。爭議之一，他的詩作不似初唐四杰那樣，對六朝頹靡之文風有針對性的變革，就是說詩學上的變革或革命，來自于開風氣之先的那批人，而張若虛只是沿著這條變革之路，寫出了日趨成熟的作品。爭議之二，盛唐詩歌之盛，見諸近體詩的文體的成熟，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些盛唐名家，他們的詩歌成就都可用近體詩的文體范式來衡量，來作價值評判，而一旦用近體詩的文體范式來衡量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很自然就把它放到了另類的卷宗。
盡管如此，這并不影響當時的詩人對張若虛和他的《春江花月夜》的欣賞，我相信，盛唐那些造訪揚州的詩人們一定讀過張若虛的詩，說不定他們在來揚州的途中，就在想象這個揚州籍的詩人以及他筆下的春江花月。
當然，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從眾心理在起作用。一個城市，既然來過許多名家，它就一定會吸引更多名家，這心理大家都能明白。如果我是李白，一些我喜歡的同輩詩人，都先后到揚州去玩，都寫了關于揚州的詩歌，我自然就會去，就會寫，這里其實也沒有什么“因為……所以”。
從以上幾個方面仔細想一想，唐代的詩人們像滾雪球一樣涌到揚州來，其實也不難理解。唐朝以降，宋元明清，直到今日，揚州不僅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名城，也是世界知名的旅游勝地，這里，唐詩所搭建的詩文化背景及其對揚州歷史人文的烘托，無疑是一個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