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提出來“世界文學”的概念已成為一種共識，但它絕非等同于“文學的全球化”。本次對話邀請詩人、翻譯家、《世界文學》主編高興先生，聊聊世界文學的源流與精神內(nèi)涵、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的關(guān)系、邊緣文學、影響的焦慮等問題。他曾以作家、訪問學者、翻譯家和外交官身份在歐美數(shù)十個國家訪問、生活和工作，主編雜志、翻譯出版大量的優(yōu)秀世界文學作品。
歌德最初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
育邦：眾所周知，歌德最初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他說“現(xiàn)在，民族文學已經(jīng)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jīng)來臨，每個人都必須為加速這一時代而努力”。這是他的浪漫主義情懷，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而事實也證明，隨著文學傳播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更為便捷、更為廣泛，世界文學已成為人類對于全世界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一個恰如其分的稱呼。
高興：由于歌德本身巨大的影響力，這一概念也一直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和重視。實際上，學界對這一概念也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解讀、爭論，甚至反對。有人從比較文學，有人從民族主義，有人從美學思想，有人從政治抗爭，理解角度各不相同，客觀上不斷豐富和完善著這一概念。我個人同意您的觀點，傾向于將這一概念當作詩人歌德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愿景。經(jīng)過了近兩百年的時光，尤其當信息時代到來之際，這一概念已部分地成為現(xiàn)實。在今天的對話中，我們就姑且將“世界文學”當作人類對于全世界優(yōu)秀文學作品的稱呼吧。
育邦：世界文學的輸入對于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我們都說，中國作家是喝狼奶長大的。在我們的閱讀視野中，中國最好的作家都是閱讀了大量的世界文學作品。您主編的《世界文學》是功不可沒，數(shù)十年來，可以說，為中國作家呈現(xiàn)最為重要的文學精神和文學資源，為中國文學真正走向世界提供了最好的路徑。
高興：世界文學的譯介，或者我更愿意稱之為“橫向移植”，直接激發(fā)并推動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發(fā)展。過去一百多年，中國社會經(jīng)歷了無數(shù)動蕩和坎坷，中國新文學也經(jīng)受了諸多錘煉和考驗。在此背景下，有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中國作家都把世界文學當作必要的啟發(fā)、補充和營養(yǎng)。“橫向移植”，給古老的漢語注入嶄新的活力，大大拓展了漢語表達的空間。胡適、魯迅、馮至、茅盾、查良錚等作家都深知世界文學的重要，也深受世界文學影響。他們本身都既是作家，又是翻譯家。
可以想象，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人們剛剛經(jīng)歷荒蕪和荒誕的十年，猛然在《世界文學》上遭遇卡夫卡、埃利蒂斯、阿波利奈爾、海明威、毛姆、格林、莫洛亞、博爾赫斯、科塔薩爾、霍桑、辛格、馮尼格等世界文學大師時，會感到多么的驚喜，多么的大開眼界。那既是審美的，更是心靈的，會直接或間接滋潤、豐富和影響人的生活，會直接或間接打開寫作者的心智。時隔那么多年，北島、多多、柏樺等詩人依然會想起第一次讀到陳敬容譯的波德萊爾詩歌時的激動；莫言、閻連科、寧肯等小說家依然會想起第一次讀到李文俊譯的卡夫卡《變形記》時的震撼。審美上的新鮮和先進，心靈上的震撼和滋潤，加上唯一的窗口，這讓《世界文學》散發(fā)出獨特的魅力，也讓《世界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被人視作理想的文學刊物。
民族文學又是世界文學的根源
育邦：我覺得提“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意味著尋求文學精神中的自由開放、兼容并蓄，包含著共享融合之意，并能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更多可供全世界人們共同欣賞的文學杰作。
高興：超越，理解，尊重，對話，交流，影響，借鑒，融合，均為世界文學精神內(nèi)涵的關(guān)鍵詞。這種精神內(nèi)涵呼喚自由、開放、獨立、民主和平等，呼喚想象力、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世界文學應該成為一個文學共和國，應該打破封閉，打破壟斷，欣賞特色和個性，倡導普遍價值，并始終呈敞開姿態(tài)。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和膨脹的自我中心主義都與世界文學精神格格不入。人們很容易將全球化和世界文學相混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球化并非世界文學。全球化所需要的同一、規(guī)范和標準，恰恰極容易抹殺文學的個性、特色和生命力。
育邦：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龐德由于發(fā)現(xiàn)了中國古典詩歌資源，從而領導和推動了英美聲勢浩大的意象派詩歌運動，對20世紀西方詩歌界產(chǎn)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加里·斯奈德自謂，他的詩歌環(huán)境是“冷靜、鋒刃和有彈性的精英主義”，但是有一天他接觸到中國的古典詩歌，并把詩僧寒山的詩歌翻譯成英文，對他自己和英語世界的詩歌界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博爾赫斯也喜歡中國文學，他有一根來自中國的手杖，在《長城與書》《卡夫卡及其先驅(qū)》《交叉小徑的花園》等作品中，隨處彌漫著中國文學的氣息，他摯愛中國的幻想文學《聊齋志異》?？梢园巡柡账箍醋?ldquo;世界文學”的代言人，他的寫作實踐向我們展示世界文學與作者深刻的交互關(guān)系。
高興：中國文學當然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不爭的事實是，中國文學已向世界文學學習和收益了很多，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發(fā)出的聲音還過于弱小。這是個復雜的問題。此外，世界文學中真正的相互理解，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龐德其實不懂中文，他基本上是通過多次轉(zhuǎn)譯的文本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因此，有美國詩人和評論家稱龐德的中國古典詩歌翻譯是“臭名昭著的中國古典詩歌翻譯”，充滿了謬誤和誤讀。然而，恰恰是這些“臭名昭著的中國古典詩歌翻譯”卻引發(fā)了眾多的美國詩人和作家對中國古典詩歌的興致，尤其是對中國古典詩歌中那些異質(zhì)元素的興致。而這些詩歌翻譯直接影響到了意象派詩歌的誕生。由此，我們會注意到，甚至就連不太準確、不太合格的翻譯和誤譯都能催生出種種的影響和觸動。在中國，這樣的例子同樣比比皆是。比如，我特別尊敬的韓少功先生與人合作翻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雖然有不少錯誤，卻在中國文壇引發(fā)了持久的“米蘭·昆德拉熱”。
育邦：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談到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的關(guān)系：“世界文學必定產(chǎn)生于民族文學；民族文學一定產(chǎn)生于地方文學。地方文學是民族文學的根源；民族文學又是世界文學的根源。”世界文學的源頭當然是各種優(yōu)秀的民族文學，但是民族文學需要貢獻自己深刻的洞見與思想、獨特的藝術(shù)形式才可能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學遺產(chǎn)。
高興：我覺得紀德這番話更多地說出了世界文學的源頭。這番話也比較容易讓人誤讀。我們常常聽到的一種說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是一種誤讀和誤導。這句話可能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應該是：提升到一定藝術(shù)和思想高度的民族的，才有可能是世界的。由此，我想到，世界文學也是一種境界，一種標準。
育邦：經(jīng)典世界文學作品，對我而言是閱讀的標準，是創(chuàng)作水準的潛在參照物。作為讀者，我越來越信奉哈德羅·布魯姆——不愿意與平庸的作品為伍。在功成名就的晚年，他語氣平淡地告訴我們：“我快七十歲了，不想讀壞東西如同不想過壞日子……我們肯定不欠平庸任何東西，不管它打算提出或者代表什么集體性。”他只熱愛經(jīng)典，而對流行文學和通俗文學嗤之以鼻。
高興：文學中的天才因素固然重要，但后天的汲取和補養(yǎng)于絕大多數(shù)寫作者至關(guān)重要?？梢哉f，絕大多數(shù)出色的寫作者，都一定同時是出色的閱讀者。不少作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學時刻”。散文家葦岸在《我與梭羅》一文中說到了初次讀到海子借他的《瓦爾登湖》的巨大幸福感：“我對梭羅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種血緣性的親和和呼應。”詩人沈葦說過：“我愿意把中國作家分成兩類：一類是讀《世界文學》的作家；一類是不讀《世界文學》的作家。”他說的《世界文學》也就是世界文學。他的言外之意是：世界文學完全可以成為衡量一個作家水準的坐標。我同意他的說法。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談論經(jīng)典時，說過一段同樣經(jīng)典的話：“這種作品有一種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記，卻把種子留在我們身上。”
“諾貝爾文學獎焦慮癥”背后
育邦：我知道您還主持一套大型世界文學翻譯工程——藍色東歐，可以說是東歐這個相對邊緣地域?qū)τ谑澜缥膶W的巨大貢獻，同樣在中國文學界也引起巨大的反響。這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弱勢文學”或“邊緣文學”何以在今天獲得了如此醒目的關(guān)注？
高興：總體而言，在世界格局中，東歐國家大多是些邊緣或被邊緣國家，經(jīng)常處于被忽略，甚至被遺忘的狀態(tài)。文學的聲音這時候就顯得尤為難能可貴。事實上，常常是文學的聲音表明著這些國家和民族的存在。我首先想到了波蘭。1905年，波蘭作家顯克維奇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他之后，又先后有萊蒙特、米沃什、希姆博爾斯卡和托卡爾丘克等四位波蘭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讓世人一次又一次地把目光投向了這個人口不到四千萬的歐洲小國。再說說捷克，竟孕育出哈謝克、卡夫卡、里爾克、恰佩克、塞弗爾特、昆德拉等一大批享有世界聲譽的作家。我覺得東歐作家之所以贏得如此醒目的關(guān)注，同文化環(huán)境、文學視野、道德?lián)?、社會責任、寫作智慧等有著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他們善于處理現(xiàn)實和文學的關(guān)系，具有將現(xiàn)實土壤提升到藝術(shù)高度的能力和智慧。
育邦：在中國文學界，多年來普遍流行著“諾貝爾文學獎焦慮癥”。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是中國人心中隱秘的痛。1927年，魯迅先生給他的學生臺靜農(nóng)寫信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當然，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否因為這一事件就說明中國文學已然國際化了呢，中國文學的質(zhì)量已然走到世界文學的最高水準行列中了呢？我看未必。
高興：諾貝爾文學獎畢竟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但我們也不能把它看作文學的唯一評判標準。應該看到，除了文學，諾貝爾文學獎還摻雜著太多的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因素，比如經(jīng)濟因素，比如國際傳播力因素。因此，我們還是盡量用客觀冷靜的目光看待這個獎。在我的心目中，有太多的作家該得卻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比如托爾斯泰、卡夫卡、普魯斯特、魯迅、弗羅斯特、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奧茲等等作家，但這絲毫也不妨礙我對他們的喜愛。曾經(jīng)有段時間，諾獎對于中國讀者似乎特別神秘，遙遠，高不可攀。但莫言獲獎后，諾獎離我們一下子近了。對于諾獎，有兩種態(tài)度均不可取，一種是盲目崇拜，一種是竭力貶低。另外，由于莫言獲獎，有些人認為，中國文學已經(jīng)達到世界文學的高度，可以與任何國家的文學平起平坐了。我覺得，這又是個誤區(qū)。中國文學要走出去，我覺得首先要解決的是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力問題。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學本身的提升?？傮w而言，中國文學似乎還處于成長過程中。
育邦：通過翻譯，我們熟悉了解了全世界絕大多數(shù)的經(jīng)典作家和經(jīng)典作品。布魯姆在《影響的剖析》中提出一個強悍的觀點，一個偉大作者必須要與傳統(tǒng)、要與他的先驅(qū)和前輩產(chǎn)生競爭勢態(tài)。事實上，除去一些故去的經(jīng)典作家，我們還發(fā)現(xiàn)在全世界還有一大批健在的創(chuàng)造力旺盛的作家存在，這常常讓我們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我最近看到的葡萄牙作家安圖內(nèi)斯、2018年獲得諾獎的托卡爾丘克、安哥拉的青年作家阿瓜盧薩、以色列的大衛(wèi)·格羅斯曼等，他們正在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經(jīng)典作家，而中國作家明顯是有差距的。
高興：驕傲的布魯姆提出的是一個極高的要求和標準，恐怕唯有“偉大的極少數(shù)”能成為他所定義的“強者詩人”。然而，世界文學正是在“偉大的極少數(shù)”的推動下，一步步發(fā)展的。目前，世界文壇上依然活躍著不少極具創(chuàng)作活力和個性的作家。除了您剛才提到的幾位作家，我還想到了匈牙利作家納達什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羅馬尼亞作家格爾特雷斯庫，阿爾巴尼亞作家卡達萊，敘利亞作家阿多尼斯，英國作家麥克尤恩、巴恩斯和拜厄特，愛爾蘭作家班維爾和魯尼，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翁達杰，阿根廷作家艾拉等等。他們每一個都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
對談嘉賓
育邦 1976年生。從事詩歌、小說、文論的寫作。著有詩集《體內(nèi)的戰(zhàn)爭》《憶故人》《伐桐》，小說集《再見，甲殼蟲》《少年游》，文學隨筆集《潛行者》《附庸風雅》《從喬伊斯到馬爾克斯》等。現(xiàn)為《雨花》雜志副主編。
高興 詩人，翻譯家，《世界文學》主編。出版《米蘭·昆德拉傳》《布拉格，那藍雨中的石子路》《憂傷的戀歌》等專著、隨筆集和詩集。主編過《詩歌中的詩歌》《小說中的小說》等大型外國文學圖書。2012年起，開始主編“藍色東歐”系列叢書。主要譯著有《雅克和他的主人》《夢幻宮殿》《羅馬尼亞當代抒情詩選》等。曾獲得中國當代詩歌獎翻譯獎、越南人民友誼勛章、捷克楊·馬薩里克銀質(zhì)獎章等獎項和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