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得主王堯
對王堯來說，暑假就是用不著踩著點去給學生上課。其余，與學期當中并無二致。作為一位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學者，那些作品、作家和文學現(xiàn)象，時刻盤旋在他腦海里，他要做的就是剝繭抽絲、條分縷析，找到自己的突破口。他樂此不疲，因為“這是一種自身沒有被分裂的幸福”。
不久前，王堯因《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guān)問題》一文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就像果子終究要成熟，這一份榮譽和欣喜，他平靜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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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王堯在持續(xù)重讀汪曾祺。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著手寫作《中國當代散文史》，在眾多的作家之中，他注意到了汪曾祺獨特的散文成就。
“那時關(guān)于當代散文家的研究，通常選擇職業(yè)散文家。但中國文學史和閱讀經(jīng)驗告訴我，現(xiàn)代以來很多詩人、小說家的散文都是上乘之作，有些作品也成為文學史經(jīng)典。當我在遴選自己認為可以入史的散文家時，孫犁、汪曾祺始終在我的研究思路中呈現(xiàn)。和孫犁一樣，汪曾祺也是以小說名世，評論界更多的是將他定義為小說家。”
王堯覺得這個定義還不夠，“汪曾祺有一本散文集《蒲橋集》，封面有他自擬的‘廣告語’，大意是說，他是散文第一，小說第二。”而實際上，當時的評論界也注意到了，汪曾祺在寫作上有許多創(chuàng)造，他把小說散文化，把散文小說化。王堯則想超越小說和散文的分界，將汪曾祺定義為文章家。
“汪曾祺在語言上特別有天賦，他修復了我們漢語的語言。以前我們的語言有很多暴力式的，汪曾祺讓文學的語言具有了一種文化性。他也是一個具有獨特人格魅力的人，有自己的審美化的生存方式。”
三十年來的持續(xù)重讀，釀成了魯獎作品《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guān)問題》。實際上，深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三十年，“重讀”已經(jīng)成為王堯工作的重要部分。“早些年我重讀過賈平凹的《廢都》，那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很有爭議的一部小說。我重讀《廢都》，不只是為《廢都》‘正名’，更重要的是圍繞《廢都》和《廢都》的爭論，討論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和生存方式。前年，我重讀了陸文夫。我和陸老師也是忘年交，在他晚年時，我們經(jīng)常一起聊天，還做了錄音，但涉及臧否同時代的作家，現(xiàn)在似乎還不適合發(fā)表。我今年發(fā)表的《關(guān)于莫言和莫言研究》也是在解讀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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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除了重讀，也需要現(xiàn)場感。王堯也嘗試著在與當代作家的對話中，構(gòu)建動態(tài)的在場的文學批評。
2001年7月，王堯受《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的邀請，到大連與莫言聚會。那是他第一次見莫言，兩人做了一個談話錄。當時，他滿腔熱情希望改變大學的文學教育。“當代文學的特點之一是‘當代性’，作家和批評家、讀者的互動，具有某種現(xiàn)場感。”
他提出和《當代作家評論》聯(lián)合主辦“小說家講壇”的設(shè)想，得到了林建法和莫言的響應(yīng)，他希望邀請一批優(yōu)秀小說家到蘇州大學演講，在雜志發(fā)表作家的演講錄和訪談錄。當年9月開學以后，莫言和李銳首先在講壇演講，后來有不少小說家陸續(xù)到校演講，包括王蒙、鐵凝、賈平凹、韓少功、張煒、馬原、葉兆言等，反響異常熱烈。在此基礎(chǔ)上，王堯策劃主編了“新人文對話錄”叢書，其中有他和莫言、韓少功、李銳的對話錄。這一套對話錄，王堯稱之為“思想的旅行”。
在和作家們對話的過程中，王堯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有些中國作家的個別作品在國內(nèi)受到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在國外，卻收獲了更多正面的評價。對于這種反差，王堯認為“評論中的兩級分化，不完全是文化差異的原因，它反映了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關(guān)于何為優(yōu)秀的小說分歧越來越明顯。這幾年的文化現(xiàn)實和文學生態(tài)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一方面作家自身在變化，一方面批評家和讀者的價值判斷也在發(fā)生變化。作品能否經(jīng)得起檢驗，需要時間的沉淀。我們不必急于下結(jié)論。”
這幾年，在“走出去”思潮的帶動下，文學領(lǐng)域和出版領(lǐng)域出現(xiàn)一種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站在批評家的角度，王堯認為“批評家自然不能、也無法干預作家如何講‘中國故事’，但是批評家對‘中國故事’的理解，對‘中國故事’文本的闡釋，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部分，可能會影響到作家對‘中國故事’的選擇和講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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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shù)研究的同時，王堯一直寫作散文隨筆。
十多年前，王堯在《南方周末》開設(shè)了專欄“紙上的知識分子”，主要談?wù)摱兰o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2010年7月從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回來之后，他在《讀書》上以“劍橋筆記”為名，發(fā)表了一批談?wù)撐膶W和知識分子的文章。今年在《收獲》雜志開的專欄是“滄海文心”，主要敘述抗戰(zhàn)時期的重慶文化人。這些散文基本是以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感情、社會和寫作為主要內(nèi)容，他試圖在重返歷史中，理解那些只是在書本和傳說中相遇的文化人，并認為“我們今天仍然在他們的影響下生長”。
隨著這些散文隨筆的問世，王堯先后出版了《把吳鉤看了》《錯落的時空》《脫去文化的外套》《一個人的八十年代》和《紙上的知識分子》等文集。在他看來，散文和文學批評看似不同的文體或類型，其實它們的差別只是理解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這這種差別并不是天壤之別。有一種文學批評，也是批評家思想和感情的自傳，會在批評文字中看到作者的情懷、心靈、人格和帶有個人體溫的文字氣息，這和散文是相通的。”
王堯覺得，無論是學術(shù)研究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存在方式。“一個文化人，需要選擇既融于社會而又超越現(xiàn)實的存在方式。我們因此敬重魯迅先生。我在研究汪曾祺的文章中也談到個人生活的重要。只有選擇了自己的存在方式，才可能有自己的故事。魯迅那一代人有自己的故事，后來者越來越貧乏。我們必須反對格式化的存在方式，當故事千篇一律時，便是故事的消解。我發(fā)在《讀書》上的一篇文章曾經(jīng)提到這個問題。我問自己：我們的故事是什么？”
對話
批評家并不一定時時比普通讀者高明
讀品周刊：在這個時代，文學批評家負有怎樣的責任？
王堯：批評家需要對文學現(xiàn)象、文學文本做出價值判斷。就文學史研究而言，批評家要為文學作品的歷史化、經(jīng)典化做出最初的選擇。在作品和讀者之間，批評家需要提供理解作品的參照。我沒有用引導這個措辭。往崇高處說，批評家的責任是守護文學信仰。批評家并不是因為這個職業(yè)而具有承擔這些責任的能力，不斷反省自己叩問自己充實自己也是批評家的另一種責任。
讀品周刊：作為一位專業(yè)的學者，您眼中的文學作品和普通讀者有區(qū)別嗎？
王堯：就我自己而言，既有職業(yè)的閱讀，也有非職業(yè)的閱讀。即便批評家，他的閱讀也不完全是為了文學批評，他和普通讀者一樣，會在作品中流連忘返，會為故事、情節(jié)、人物所震撼，也會愉悅、傷感，和普通讀者不一樣的是批評家受過專業(yè)訓練，在和作品相遇后，有了評論的欲望，有了分析的可能；那些和普通讀者相同的不同的閱讀體驗會成為批評文章的一部分。但批評家并不一定時時比普通讀者高明，我在網(wǎng)上也讀到一些網(wǎng)友的文學批評文字，其精彩程度讓人刮目相待。
讀品周刊：批評家和作家往往互相成就、共同生長的，是這樣嗎？
王堯：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和瞿秋白大概是最具典范意義的。這是我們都熟知的故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魯迅將清人的聯(lián)句書贈瞿秋白。理論家胡風與小說家路翎的關(guān)系，也是文學史上的佳話。我在《收獲》第四期上發(fā)表的散文《曾經(jīng)滄海曾經(jīng)火》就是寫胡風與路翎的命運的。
讀品周刊：除了教授這個身份，您的工作內(nèi)容還有什么？這些工作，你期望達成什么樣的效果？
王堯：長期以來我擔負過不少行政工作。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是理想主義的一代，總覺得自己有這樣那樣的責任和使命。我對大學有自己的理解，也做過一些重建大學制度的探索。但我們這一代人中沒有出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教育家，最近重讀《梅貽琦西南聯(lián)大日記》，感慨系之。在校外，我也兼了一些職務(wù)，參與一些文學活動。作為老師，我希望得英才而育之，或育之而成英才；作為曾經(jīng)的院長，我希望“思想自由，學術(shù)獨立”；作為文學工作者，我希望文學永遠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王堯，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學術(shù)論著有《作為問題的八十年代》《中國當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辭》《莫言王堯?qū)υ掍洝返?，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新人文對話錄”叢書和“海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譯叢”等。出版有散文隨筆集《錯落的時空》《詢問美文》《脫去文化的外套》等。2018年8月因《重讀汪曾祺兼論當代文學相關(guān)問題》一文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
（來源：現(xiàn)代快報|白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