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新近出版的《澄蘭作品集》第九卷《雜樹生花》，我的心靈被深深地震撼了！這是一位有膽識有才情有擔當?shù)奈幕瘧?zhàn)士，一位胸有大愛、令敵膽寒的斗士，是雜文界一位真正的勇士！她勇往直前的無畏精神和戰(zhàn)斗風格，使她的雜文不拘一格而令人耳目一新。
敢寫身邊的腐敗。讓袁成蘭遭遇了1154天官司的《“梅花獎”舞弊案隨想》，打響了在公開發(fā)表的雜文中直接點名道姓揭露握有作者生殺大權(quán)的頂頭上司腐敗行為的第一槍，成為中國雜文史標志性事件。這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最終以袁成蘭勝訴而告終。這不是袁成蘭一個人或這一篇雜文的勝利，而是雜文和雜文界的勝利！ 如果寫身邊的腐敗成為望而生畏的“禁區(qū)”，雜文還是雜文嗎？她讓我們重新審視雜文的本來面目和寫作走向。那些雖然議論飛揚但不痛不癢的溫吞水式雜文，那些所謂的“寫古不寫今，寫遠不寫近，寫外不寫內(nèi)”的雜文寫作經(jīng)驗和范本，在袁氏雜文面前略顯蒼白！
當然，寫身邊的腐敗和歪風，點名道姓批評必須精準審慎?！?ldquo;梅花獎”舞弊案隨想》給我們的本質(zhì)啟迪是：雜文要勇于直面現(xiàn)實，直面敵者，敢做社會的“清道夫”！正如袁成蘭在《我因雜文惹官司》一文中所說：雜文“從來就不是優(yōu)雅文苑飄出來的仙笛和牧歌，也非文學之宮的寵兒和驕子，而是勇士在行進的荊棘途中吹響的沖鋒號角，是從現(xiàn)實生活的矛盾斗爭中傳來的廝殺和吶喊！”她的雜文寫作，正是從這一理念出發(fā)，一路向前，永不回頭。如《一字之差》、《邳州的“太陽”落山了》等篇，矛頭直指徐州當?shù)刂亓考壍母瘮》肿雍透瘮‖F(xiàn)象。在《一字之差》中，袁成蘭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徐州接連發(fā)生的多起官場腐敗亂象列舉于文中，尖銳提出：“多年前徐州發(fā)生一系列腐敗案件都被有權(quán)人捂住了。今撰此文誠望我市新任主政者徹查被一直捂著的家喻戶曉的腐敗案件，對全市人民有個明白的交代。”其中，她寫道：“時任縣委書記的閻長印是強奸犯，卻被《徐州黨建》撰文說閻是‘焦裕祿式的好書記’。我撰寫多篇文章揭露，閻判刑出獄后搞房地產(chǎn)開發(fā)，許多官方大工程，讓閻承接……”可見，袁成蘭不僅敢打“活老虎”，“活老虎”死而復活，她還要猛打。在《邳州的“太陽”落山了》中，貪腐落馬的原邳州市委書記、徐州市副市長李連玉，早在1996年他任豐縣大沙河果園頭頭時，袁成蘭就根據(jù)果農(nóng)反映他掠奪果農(nóng)向上行賄的問題，畫了一幅諷刺漫畫取代原本打算寫的正面文章?？梢?，“老虎”還是“幼崽”時，她就發(fā)現(xiàn)端倪，警醒人們！此外，《試航》、《誰來教育教育工作者》等文，都直接批評了徐州當?shù)氐母瘮★L氣和不良現(xiàn)象。
敢歌身邊的公仆。袁成蘭有不少雜文是正面寫徐州官員或曾在徐州“做官”的政界人物的。我讀這些文章時感到一種莫大的快意，一掃讀她筆下那些魑魅魍魎丑惡嘴臉的沉重。有人可能會問，歌頌領(lǐng)導還有“敢不敢”的問題嗎？當然有。有私心，有個人目的，就難于寫；怕人議論，特別是雜文同好誤解為“被招安了”，就不敢寫。但是，袁成蘭不怕這些?；蛟賳?，這些歌頌性的文章還是雜文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他們具有這樣幾個要素：
其一，以事寫人，小中見大。袁成蘭記人，總是從記事入手，講一個故事寫一個人，而且都是她親歷的故事，真實感人。如《市委書記除夕之夜》，袁成蘭只寫了市委書記徐鳴除夕之夜在辦公室為袁成蘭文集寫序的一件小事，便讓我們一下子對這位市委書記刮目相看。請看文章開頭的一段對話：
今年除夕晚上，我給市委書記徐鳴打個拜年電話，他說：“我在徐州，正給你寫序。”“你怎么沒回南京過年？”“我岳母病了，在無錫住院，愛人去陪護她母親了。兒子在省電臺，他們工作越到節(jié)日越忙。我回家也是一個人，不如在辦公室值班，給你寫序。”
這段對話透出了諸多信息，市委書記的坦誠和樸實，市委書記自己動筆為作家寫序，市委書記平凡的家庭……這些，會讓人們生發(fā)許多感想！
其二，以事寓意，事微意深?！独像R拉車》記述，60年代，剛從南藝畢業(yè)、在梆子劇團任編劇的袁成蘭到睢寧鄉(xiāng)下采訪，自行車胎沒氣了，一籌莫展間，“正巧遇上一個人，他頭戴破斗篷，身穿舊便裝，一雙黑布鞋，像當?shù)氐霓r(nóng)民。”他熱情用自行車拉自行車將她拉到目的地嵐山，托付給公社干部。當“那些公社干部都一齊圍著這位大爺，叫他‘馬書記’”時，袁成蘭才知道，“原來他是縣委書記馬德明。”這樣的縣委書記，現(xiàn)在還能找到嗎？這僅僅是贊揚縣委書記馬德明嗎？
其三，以人比人，云泥自現(xiàn)?！栋菽臧莸酱筮\河》，寫新來的文化局長張錫昌大年初一來到船上給在體驗生活的袁成蘭拜年，同時寫他“平易近人，清正廉潔，雖有兩個兒子，一生只有一套住房，后來患癌癥，沒請病假，手術(shù)后就辦了病退。他認為病了不能上班，拿全薪，心不安。”緊接著，袁成蘭寫道：而年輕的吳某當上文化局副局長后，“很快得到在湖濱村文化局蓋的新房，任正局后，又在梆子劇團弄了兩套新房。后來，他又以專家名義在云龍湖南岸取得一套三層樓別墅。”“那年，吳某農(nóng)村老父病了，在徐州住院，床頭名字竟是吳某。”兩相對比，人品天壤之別！還需再說什么呢？
這正是袁成蘭的個性！敬所愛者，鄙所恨者！這正是袁成蘭的品格，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也證明，袁成蘭并非專門挑刺的“刺兒頭”，而是有良心的公正的雜文家！通常人們總把歌頌性的文章排斥在雜文之外，認為雜文只應(yīng)是批判而不可歌頌。袁成蘭用她的筆記式的小品文糾正了這一偏見。
敢把自己寫進雜文。讀袁成蘭雜文，有一個深刻印象，在雜文中，她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一個參與者，她將社會中形形式式的人和事寫進雜文，也將自己寫進雜文。袁成蘭，成為她雜文中的一個重要形象。
著名的《我當被告》，袁成蘭就是主角，自不必贅言?！?ldquo;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又是一篇以袁成蘭為主角的犀利雜文。作者開篇就說：“鄙人年近半百，由于只知人生有路，不知人生還有墻，經(jīng)常碰壁，蓋因其‘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說了。”這段話道出了一個敢講真話的正直知識分子的心聲和心酸！袁成蘭赴港參加“三蘭詩書畫展”之前，“關(guān)懷”她的領(lǐng)導與她的對話令人生厭！那反復念叨的“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說”，缺乏對藝術(shù)家的尊重、信任和文化自信！事實證明，袁成蘭在香港與記者的機智對答，真正表現(xiàn)了一種文化自信和自覺！然而，袁成蘭還是要問：“最后，我有一句‘不該’說的還得說：‘一位藝術(shù)工作者到自己的國土香港去參展究竟有什么不該說的？……’”這一發(fā)問，在引發(fā)人們更多思考的同時，也讓我看到了一位藝術(shù)家的思想鋒芒！
《小人不小，大人不大》，是一篇最能彰顯作者做人原則的人格宣言。依然是開宗明義：“鄙人做人原則是大人面前不小、小人面前不大。大人若比我大，我比大人還大；小人如比我小，我比小人更小。”
發(fā)此感慨，是因為作者碰到一件“小人不小、大人不大”的事。一位警官學院畢業(yè)不久的青年幫助作者送書稿給市委書記被門衛(wèi)攔下并遭到“門衛(wèi)的冷笑”。袁成蘭“感覺有點不對勁，穿警服進機關(guān)就這么難，那工人、農(nóng)民不更難了？”“門衛(wèi)成了門閥”，“自然會隔絕政府部門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lián)系。”袁成蘭向市委書記反映了此事，市委書記很快過問。這篇文章不只針對機關(guān)作風問題，表現(xiàn)了袁成蘭既不怕大人逞威、也不容小人輕狂的高貴人格，表達了尊重人、善待人，堅守人格平等的理念。以此為鑰匙，可以讀懂她的許多雜文。
發(fā)表在《安徽文學》1986年4月號的《孫悟空受審》是一篇值得關(guān)注的雜文。很顯然，這是一篇通過唐僧師徒4人的故事為正義之士伸張的寓言式的妙文。該文本來是第三人稱敘述的，但到了文末，作者突然站了出來：“筆者向來一不想得到什么，二不怕失去什么，視坎坷為財富，把挨整當動力，能忍惡人害我，難忍好人受害，敢冒死為老孫鳴冤！”奇人！妙語！我終于悟到：從《孫悟空受審》到《我當被告》，這之間難道沒有某種必然嗎？！
把自己寫進雜文，是需要勇氣和底氣的。“不想得到什么，不怕失去什么”，就是她的勇氣之源，底氣之根！
敢于創(chuàng)新雜文表達方式。與她的銳利思想一樣，在雜文表達方式上，袁成蘭也敢突破框框、另辟蹊徑。通常，雜文以議論為主，但她說理議論并不多，簡約精妙。她更擅長寓思想于形象思維中，寄情懷于人物故事里。因此，她的雜文內(nèi)涵深邃，生動有趣，詼諧幽默。
既是雜文家又是劇作家、詩人、書畫家的袁成蘭，善于將劇、詩、書、畫的藝術(shù)移植到雜文中來，不拘形式，揮灑自如。她的許多雜文，就是小型情景劇，通篇是人物對話。獲“百字雜文”一等獎的《我兒無兒》，除了“一只破瓢伸到我面前”和“原來是位衣衫襤褸的老翁在向我行乞”，其余就是“我”和老翁的對話。但這簡短的對話，卻將官僚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嘲諷得無地自容！《局長的車》只寫了司機和局長的5句對話，包括標點符號39個字。袁成蘭還善于借用歌謠、民諺、俗語、網(wǎng)絡(luò)語言等增強雜文的感染力。《邳州的“太陽”落山了》的結(jié)尾借用電影《鐵道游擊隊》主題歌重填新詞：“邳州的太陽已經(jīng)落山了／城鄉(xiāng)的百姓歡呼跳躍／彈起我心愛的柳葉琴／唱起那反腐的新歌謠”！“新歌謠”是什么？作者將網(wǎng)友制作的《李連玉版〈HIGH歌〉》歌詞附于其后，產(chǎn)生很強的諷刺力和批判力！在《吃緊與緊吃》中，袁成蘭大量引用民謠來批判公款吃喝等歪風，如“一支煙半斤油，一頓飯一頭牛，屁股底下一座樓（指轎車）”，深刻反映了人民群眾對腐敗風氣的不滿！
在雜文素材選取和表達方式上，袁成蘭善于將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jié)合起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大膽虛構(gòu)，極度夸張，使辛辣嘲諷的效果更強烈。如《民意測驗》，寫干部考察，一位局長只得了一票“優(yōu)秀”，故事和矛盾圍繞這一票展開。局長憤憤不平：“不是我，張某老婆憑什么轉(zhuǎn)非的？不是我，劉某能調(diào)到我們這么好的單位？……”眾“親信”都爭先恐后私下對局長說“那一票‘優(yōu)秀’是我寫的”。局長大怒：“滾！你們都是騙子，這一票是我自己寫的！”鬧劇的高潮在于：“后來，大家奏到一起七嘴八舌地說：‘我們都花錢了，誰領(lǐng)他的情！’”貪婪和虛偽的靈魂皆躍然紙上！
2019年5月30日于記者家園
（作者為江蘇省雜文學會副會長，江蘇鹽城市文聯(lián)原主席，鹽城市鹽阜大眾報報業(yè)集團原副總編輯、高級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