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注房偉近幾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之前，我對作為青年批評家的房偉印象深刻。房偉對王小波和其他當代作家的研究，充滿真知灼見，是他們這一代批評家中的佼佼者。房偉曾經很長時間在山東的高校任教，引進到蘇州大學后，我們成為一個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漸了解到房偉在做文學批評的同時，一直創(chuàng)作小說、詩歌，十多年前就出版過長篇小說。房偉這幾年寫抗戰(zhàn)歷史題材的小說引發(fā)廣泛關注，2017年獲得江蘇紫金山文學獎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我的感覺是，“小說家”房偉，大有壓過“批評家”房偉的趨勢。
房偉既批評又創(chuàng)作，是我理想中的現代文人的最佳狀態(tài)。我曾經多次談到，我期待自己像現代史上許多文人那樣，在大學里教書，寫作，寫論文，寫小說，或寫其他。房偉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房偉的寫作狀態(tài)遠比我想象的要好，他從容不迫，熱情而不失冷靜。教學、研究的任務已經很重，但還不時發(fā)表小說新作。疲憊的我每次見到毫無倦容的房偉，都要感慨他渾身散發(fā)的“正能量”。
現在即將付梓的《獵舌師》結集了房偉近幾年來創(chuàng)作的以敘述抗戰(zhàn)歷史為主的中短篇小說。在寫作這些小說之前，房偉做了大量的史料準備，又以批評家的本能選擇了敘述歷史的方法和形式，展開自己關于歷史的想象。這樣一個收集資料、進入歷史情境、再藝術創(chuàng)造的過程，有不少值得我們關注和討論的話題。
抗戰(zhàn)與歷史，都是當下文藝重要的關注熱點，也是創(chuàng)作突破的難點之一。說起“歷史小說”，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長篇”歷史小說。通常的印象是，“長篇”的時間跨度、空間容量，及厚重歷史主題，更能表現我們對“史詩性”的想象。這也是中國小說敘事傳統(tǒng)的一個特點?！妒酚洝分苑Q為“無韻之離騷”，就是因為它不僅記錄歷史，而且有著文學化的構思剪裁、布局謀篇，有著文學化的人物塑造與故事編寫。中國文學之中的歷史，偏重其傳奇性與故事性，歷史觀多為循環(huán)史觀與帝王史觀。比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這類演義小說。這種“文史不分”的情況，在西方社會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學著作充滿文學筆法，比如，希羅多德的《歷史》有豐富的故事細節(jié)，愷撒的《高盧戰(zhàn)記》可看為優(yōu)美的散文隨筆。中世紀史學，表現為上帝意志的“歷史闡釋學”，有神跡等神秘主義東西。這種情況，直到蘭克、吉本、蒙森、卡爾等近代啟蒙史學家出現后，具有科學理性意味的“真實性”，才逐漸成為歷史第一要素，文學的成分、道德評判的成分，才逐漸退出歷史敘述。
這也影響到西方文學對歷史的表現。西方的現代歷史小說，從號稱“歷史小說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當代的尤瑟納爾、庫切的作品，都充滿了理性精神和哲學意味，在追求歷史真實基礎上，探求人與歷史與社會的復雜關系。西方歷史小說，更關注歷史真實性，更追求歷史理性精神。也就是從一個更高的理性精神層面，來看待歷史軌跡，而不是依靠某種意識形態(tài)力量。比如，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以虛構的羅馬皇帝哈德良的回憶錄為線索，不僅為我們展現羅馬時期栩栩如生的生活場景與歷史風貌，而且表現了作家對于生死、歷史與存在等很多嚴肅問題的思考。著名西方歷史學家吉本就說過，歷史是由血與火、人類的罪行與愚蠢組成。這種對歷史“性惡”論的觀點與歷史理性精神，是我們的歷史文學匱乏的。我們的歷史文學，除了傳奇性演義特質之外，底色則有著濃厚虛無天命觀與道德化價值判斷立場。在此之上，則是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化歷史觀念，歷史成為意識形態(tài)圖解工具。
在當代中國，歷史小說多是長篇巨制，追求史詩性。這種史詩性，除了文學的野心，也有意識形態(tài)進化論的影響。新時期之后，新歷史小說興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對宏大敘事的質疑，但又在游戲性、戲仿顛覆的敘事方式之下，造成了歷史敘述的貧弱，追求“六經注我”的自我意愿，也對歷史理性造成了負面消解。很多小說把歷史解讀為虛無史、欲望史。這樣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失去最初新鮮感之后，就因為歷史理性的匱乏而陷入敘述困境。目前活躍于銀幕的“抗戰(zhàn)神劇”、“歷史神劇”，除了民間的歷史傳奇思維，也要追責到新歷史主義的負面效果。電影《白鹿原》就將一部探索中國百年歷史的嚴肅小說化為田小娥的“騷情史”，這無疑是發(fā)人深省的。新世紀之后，史詩性的長篇歷史小說再次興起，以此表征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很多長篇歷史小說，動輒40、50萬字，大多是幾大家族爭斗，百年巨變滄桑，或王朝爭霸，成就一代明君。這些長篇歷史小說，徒有史詩體量，但并無史詩的精神容量與思想含量。它們既缺乏歷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匱乏歷史理性精神。所謂宏大表象之下，這些作品大多還是較保守的歷史觀和文學觀，有的甚至還在追求所謂“雄主帝王”史觀，實在陳腐不堪。
馮至 《伍子胥》
周梅森 《大捷》
好的歷史小說，應是文學的感性體驗與想像力，結合歷史真實性與理性訴求的產物。幾個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學史上的優(yōu)秀中短篇歷史小說也不少，比如，詩人馮至的《伍子胥》、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等，新時期以來抗戰(zhàn)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就有尤鳳偉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等名作，但中短篇歷史小說，尤其是短篇歷史小說，難度卻并不小。如果一味追求靈巧，就會成為不成體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詩性，則會讓作品變得沉悶不堪，喪失鮮活的個人體驗與強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進入一個感性歷史情境邏輯，將讀者帶入到獨特的歷史氛圍，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現寬廣的歷史視域與歷史反思，這的確不容易。同時，注重歷史精神，也不能放棄歷史小說的娛樂性，如何將歷史故事講述得動人心魄，在傳遞歷史真實信息的同時，給人以智慧啟發(fā)與故事性愉悅，也是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努力的方向。這些小說非常注重逼真的歷史現場感的還原，細節(jié)描寫的鏡頭畫面感很強。
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大部分是短篇，最長的2萬多字，但寫法結構還是短篇的規(guī)模與氣質。他的做法是當一個“蜘蛛俠”，結成“歷史之網”，利用特色各異的短篇小說集合體，造成一種長篇小說效應，但又能保存每個短篇的獨立藝術和思想價值，從而捕獲那個飄蕩的“歷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試圖找到一個新的表現視角，呈現出新藝術手法，頗具匠心。有的小說頗具懸疑偵探氛圍；有的靈動自如，寫世情寫人物；有的利用美食、驚悚等類型文學手法；有的借助《聊齋》手段，以狐鬼寫人性；有的則更像歷史隨筆散文，淡化情節(jié)，探討哲理；甚至有的小說，還借助符號學理論，以理論入小說，追求理論與文學文本的融合。短篇小說素有“社會生活的橫截面”之說，更擅長通過細節(jié)勾勒，片段呈現與留白藝術，表現個人化敘事與日常書寫，即便寫歷史，由于篇幅限制與題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線，點線結合，“留白”大于具體“歷史寫實”。這樣的寫法，固然靈動，富于象征隱喻性，但又讓人感覺不夠厚重。房偉的這個系列抗戰(zhàn)小說，可看做是歷史短篇小說的“組合拳”，將短篇小說善于寫“點”的特長發(fā)揮出來，以點帶點，以點而細織而成“網面”，以具體歷史場景“橫截面”，造成對抗戰(zhàn)歷史“全景式”重新理解。雖然這些小說篇幅都不大，但從敘述空間講，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島，越南的河內，中國的則有南京、北京、上海、蘇州、揚州、濟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據地、山東莒縣、香港、臺灣等。
在敘述時間上，房偉小說有抗戰(zhàn)各個時期的展現，早至1928年的濟南五三慘案（作為1931年“九一八”抗戰(zhàn)的前奏），晚至日本戰(zhàn)敗投降的故事，同時，也涉及當下現實時空對抗戰(zhàn)的理解。從人物來講，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層面的人物，中國方面既有汪精衛(wèi)、蔣介石這樣的歷史大人物，也有軍隊高層軍官，如起義將領，叛逃的師參謀長，潛伏的日偽官員，日軍方面則涉及副領事、師團長、大佐等高級軍政人員。但這些小說更多刻畫了很多非常有特點的小人物，比如，軍統(tǒng)底層人員，投毒殺敵的中國廚師，八路軍戰(zhàn)士，根據地民兵連長，自發(fā)抗戰(zhàn)的普通村民，內心痛苦的漢奸，自殺的日軍中尉，偽軍小軍官，日本軍醫(yī)，日軍逃兵等。作家試圖進入這些不同歷史人物的復雜心靈，不是簡單“道德判斷”和“意識形態(tài)規(guī)訓”，也不夸大“歷史的同情”，給予他們過多歷史特權，而是將他們放置在具體歷史情境之中，以嚴肅的歷史理性精神，考察他們和大歷史之間“晦暗難明”的關系。
這些歷史小說，就是大大小小的“歷史心靈”編織出來的歷史，效果在于跳出國仇家恨的道德敘事局限，從歷史精神高度審視這段民族國家的歷史。比如，小說《手肴》再現了南京屠城的慘劇。被日軍強暴的女學生和當漢奸的表哥，形成了緊張對峙關系。小說從女學生的視角，再現了表哥令人難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說沒有美化表哥的軟弱妥協(xié)，圓滑世故，也沒有遮蔽他殘存的善良與保存同胞的善舉。丑陋的戰(zhàn)爭將美麗的女學生化成斬斷敵人手掌做燉菜的女殺手。人性是復雜的，面對屠殺，女學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選擇。小說將道德審判和人性審判的雙重權力，都交給了讀者。小說對于江南地區(qū)面對日軍侵襲的反映，令我們想起加拿大抗戰(zhàn)史專家卜正民。他的著作《秩序的淪陷》就從很多史實細節(jié)為我們勾勒了眾多歷史小人物。無論抗日志士，漢奸，還是所謂“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與火的歷史，既要堅持人性的寬容視野，又要予以冷峻的歷史批判。
卜正民 《秩序的淪陷》
我注意到，這組小說還注重歷史與現在的“互文性”關系。《指南》《鬼子妮》《還鄉(xiāng)》《五三》《白光》等小說，都從歷史與當下的聯(lián)系性入手寫作。《指南》以電腦游戲虛擬抗戰(zhàn)景觀，反思當下現實青年的心靈迷茫；《還鄉(xiāng)》以女記者對抗戰(zhàn)期間發(fā)生的懸案的訪查為線索，再現了歷史的多維度可能性；《鬼子妮》虛寫日軍逃兵在中國的生活，實寫“文革”對人性的摧殘；《白光》以抗戰(zhàn)軍隊的鬼魂再現，寫出了日常生活的沉悶無聊；《五三》以失業(yè)在家的老記者，查訪爺爺對歷史大事件的參與入手，寫出了人生對意義尋找的重要性。小說《五三》，寫到了一只飄飛于歷史迷霧的蝴蝶。這組小說也出現了很多有關“霧”的描述。比如，《還鄉(xiāng)》中的霧氣繚繞的神秘大山，《殺胡》中的山瘴彌漫的小村，《肅魂》里埋藏無數尸骨的元湖上空的水霧。這霧氣是歷史迷霧，有無限的神秘氣息，既充滿魅力，又有幾分猙獰，它隱藏著無數血淚，無數愛恨情仇，也隱藏著無數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隱秘的掙扎與晦澀哲思。“蝴蝶”就是穿越歷史迷霧的心靈力量。
盧卡奇談到小說與史詩的復雜關系時認為，史詩和小說這兩種客體形式，并不是按照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是按照它們在創(chuàng)作時發(fā)現的歷史哲學事實區(qū)分開來的。小說的時代，生活的“外延整體”不再顯而易見，感性的生活“內在性”已經變成了難題，但這個時代仍然有對于“總體”的信仰。這種“總體性”，是作家面對個人化的生存現實，面對人與自然分離的人造世界，所執(zhí)著進行第一種整體建構性的“賦形”努力。伴隨著中國全面的現代轉型，中國歷史小說必須反思其“史詩性”品質，是用一種意識形態(tài)正確的話語給予規(guī)訓，還是從個人化的視角，理性地看待中國的民族國家發(fā)育過程的種種光怪陸離與酷烈創(chuàng)痛，并尋找出一種總體性的心靈主體狀態(tài)，也許是擺在很多中國小說家面前的迫切任務。
在這個意義上，我對房偉的小說創(chuàng)作懷有更高的期待。（來源：中國作家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