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五十一期

趙翼如

夜半捫心

 一位闊太太跑來找我談投資，所求的“回報”挺奇特：只求帶她進入我的朋友圈子，慢慢學寫人生故事。我說“如今文字很看跌了啊。”“可沒準把我打撈起呢。好多回我夜半捫心：我的心還在嗎?”

 我驚覺她眼里布滿水意。

 她說周圍的心被錢洗黑了，太想出來透口氣，尋找點人的氣息，以及日常閑趣?；蛲顿Y構筑音樂讀書沙龍，以“產(chǎn)出”某種氛圍。

 難得她不愿給錢活埋。但這“氛圍”光靠錢可否營造？

 有人說，書讀多了，連想成為馬云的意愿也沒了。

 我回贈她狄金森的話：書是最節(jié)儉的車，卻承載著人的靈魂。

 又何必“投資”？

 請來感受《行者》的氣場，參與不功利的“無用訓練”，也許有療效。

我寫小說

文/李小山

 我寫了二十多年小說，出版了四部長篇。我估計，我的小說讀者不超過幾百人，或許，兩百人都不到。在很少的讀者中，許多還是我的親朋好友。他們讀我的小說——或者僅僅隨手翻翻，可能只是出于對我的支持和同情。今天，小說的命運夠悲催，我聽到許多唱衰小說的論調(diào)，理由各異，根源卻相同：小說讀者越來越少了。這是不對的。小說讀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多——我指的是各種暢銷小說和網(wǎng)絡小說的讀者。我不關心小說讀者的多寡。我只考慮小說的歷史使命是否已經(jīng)完成？它在文本上的表現(xiàn)力、對人的靈魂的穿透力、以及滲透現(xiàn)實的附著力是否已經(jīng)稀釋殆盡？一言蔽之，在當下資訊渠道無比繁雜、傳播手段無比便捷的情景下，小說是否還有它的存在價值？

 沒有讀者，無人喝彩，為什么我能保持這樣的熱情？我想說，實際上不是小說的問題，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等等人文學科都一樣。要么是灌輸式的，要么是心靈雞湯式的，除此之外，所有嚴肅的、深入的探究都被邊緣化了，成為像實驗室里的少數(shù)科研人員的專利。主流話語和通俗文化如翻江倒海的潮水席卷一切，現(xiàn)實如山，它不會朝我們走來，怎么辦？我喜歡寫小說，小說使我智力、想象、表達得到充分的發(fā)揮。小說一刻不停地訓練我的思維，考驗我的耐心，保持著內(nèi)在的緊張度——由此，抵御時時襲來的沉淪和犬儒，于我來說，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如果這個理由還不夠實在，那么，再加上一句：最好寫作的最好狀態(tài)，不是爭取讀者，而是清除對他們的期待，冷眼度量他們——這么做，未嘗不是一種自我價值的提升和體現(xiàn)。

 任何寫作的人都離不開他的語言系統(tǒng)，離不開通過語言呈現(xiàn)存在的方方面面。歐洲小說家（從福斯特到昆德拉）宣稱：小說是歐洲的創(chuàng)造物。他們肯定不知道，曹雪芹是在沒有讀過歐洲小說的情況下，寫出了不朽的小說。話得說回來，西方小說的貢獻不為區(qū)域所囿，輻射力和覆蓋面有目共睹。這取決于他們的敘事傳統(tǒng)的堅實、深厚，也取決于他們在小說實踐和理論方面的再造能力、更新能力。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形態(tài)里，有偉大的經(jīng)久不衰的抒情傳統(tǒng)——辭賦、詩文之類，卻在音樂、思辨和敘事方面欠缺多多。以致造成了我們的聽覺有些粗糙，哲學思考不嚴密，敘事技術不夠強。譬如，寥寥幾首名曲，談不上多少驕傲。再譬如，黃佐臨把世界戲劇概括為包含“梅蘭芳體系”在內(nèi)的三大體系。梅蘭芳是了不起的京劇演員，發(fā)表過一些經(jīng)驗之談，我不知道黃氏的“體系”說是不是民族感情的產(chǎn)物？至于思辨，我們素來少有出類拔萃、自成體系的哲學家?？酌?、老莊？程朱？王陽明？戴震？馮友蘭？即使黑格爾的“中國無哲學”的說法太過夸張，事實也確實不那么令人抱有信心。《紅樓夢》的高度毋容置疑，怎么評價都不為過，但它幾乎是絕唱，之后一直沒有后繼小說家接得上氣。這樣的梳理意在說明，中國現(xiàn)代小說更多是嫁接在西方敘事傳統(tǒng)之上的。其實，早在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小說家就用實際行動亮出了這面旗幟。他們看得清楚，曹雪芹的血脈已趨干枯，若不趕緊改弦易轍，只能在新時代的門前打轉。

 對于以往的成就，標準和立場不同，結論大相徑庭。例如，王瑤是一種，夏志清是另一種。小說家在何種程度上理解小說在發(fā)展鏈條中的落差，就會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到他的寫作。小說家在面對社會時，需要現(xiàn)實感，需要介入，需要代言。但是他面對寫作時，功利現(xiàn)實的目的都有可能自我損毀。當小說家以獲得各種獎項作為成功標記時，與追逐印數(shù)和商業(yè)目的一樣，本質沒有區(qū)別。舉“茅獎”為例，它既是現(xiàn)存的文學秩序，也是體制化的結果。這么說吧，在我敬仰的小說家的名單里，沒有茅盾先生。記得艾略特曾指出，文學創(chuàng)作的最大敵人是它面對著的那個文學秩序。然而，小說家無法逃避秩序化的存在，不管它是現(xiàn)實的還是歷史的——這是一種近乎宿命的悖論。目前，國內(nèi)大多數(shù)所謂的一線小說家集體朝后轉，摒棄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賴以成名的“先鋒”姿態(tài)，回到了寫實和寫故事的傳統(tǒng)路數(shù)。表面上，這么做是為了規(guī)避與西方敘事撞車，以確立“中國式”的敘事樣板，實質卻是又一次輪回，在不知不覺中沉入了精神萎縮的貧血期。

 有一次，一位對我的小說感興趣的記者問我：寫了這么多年，你給自己的小說打多少分？我真心誠意回答：剛好及格。別小看及格二字，要看用什么坐標為參照——縱向看，我顯得很矮。橫向看，遠在矮之上。我的回答當然與我的閱讀習慣有關。我在讀書上有些懶惰。古人說，吾生有涯知無涯。在讀書這件事上走走捷徑無可厚非。我除了讀一些朋友贈送的書，以及應予以關注的書，興趣都在那些經(jīng)過時間沉淀的作品上，也就是那些被一兩代人甚至幾代人檢閱并認可的作品。由此，我想到自己，如經(jīng)不起一點時間的考驗——哪怕不太長時間的考驗，我的寫作就真是成了自娛自樂的游戲。我得趕緊補充一句，寄希望于未來和寄希望于過去一樣，都是一種幻覺，都是弱者對虛幻價值的獻媚。在當下的處境里，自我隔離可能不好，隨波逐流卻一定是不好的。

 說到“好”這個字眼，我的命門便顯現(xiàn)了。大師無師，道理顛撲不破?？ǚ蚩ā桃了?、穆齊爾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寫作是好是壞，是優(yōu)是劣，是高是低——就是說，他們的寫作沒有樣板，沒有標準，沒有依據(jù)。我（包括與我類似的許多寫作者）恰恰相反，一開始就是沖著“好”去的，而“好”的樣板、標準和依據(jù)正是那些現(xiàn)成的大師的作品。它們像一條條無情的繩索，不僅將原創(chuàng)的預期捆得緊緊的，連本來的才華和悟性也被一點點蕩滌。當然了，由于小說所用的材料（文字）具有天然的制約，所以小說家永遠不能像杜尚那樣直接利用現(xiàn)成的“物”做作品，也不能像約翰·凱奇那樣以“無聲”的概念來表達音樂。所謂原創(chuàng)，只是最大限度地尋求獨特性和差異性而已。

 有朋友稱我的寫作是高投入低產(chǎn)出。是的，我知道不少同行的寫作猶如水龍頭，隔夜睡覺前擰開那么一點，任水滴流淌，第二天早晨已是滿滿一桶了，這是非常愜意的事情。高投入指什么呢？內(nèi)心風起云涌，動靜大，沖突大，在封閉狀態(tài)下自己與自己較勁。幸好，我對“產(chǎn)出”多少倒不在意。

幽蘭之香

文/洪磊

 蘭草。那若即若離的淡雅香氣，并不完全是為自己悄然神傷，而是一種期待，抑或韜光養(yǎng)晦？

 “芝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jié)。”孔子將蘭花與君子的人格相聯(lián)系，著力自身獨立思想，以及獨立人格訓誡。山濤未入仕之前，常與嵇康、阮籍等人行走竹林，自視不俗而清高。入仕為官后，從不張狂自大，他于官場仍堅持老莊的“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的信條。后來，他辭官回家，重又歸隱山野?？赡芤驗轱档囊黄杜c山巨源絕交書》，聲名當然就不完美了。史書上記載的山濤，沒有過于出格的行為，大多情真寡欲。王戎有評價說，“如渾金璞玉，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描寫山濤自有高貴潔凈的內(nèi)心，掩藏于懷中而從不張揚，恰似蘭花的品質。中國文人以上千年時間馴養(yǎng)蘭花，獨有了植物的文化價值，目的不是散播欲望，只在柔和里透出一點遲緩到來的香味。不宣揚苦行，而視富貴享樂時刻保持警惕。儒生官僚群體中，山濤或許是少有些許“蘭”意味的官僚。與山濤絕然不同的嵇康，他的存在表達，卻更像是梅花，必定要在嚴寒的時候絢麗綻放，香氣逼人。

 讀李漁的《閑情偶寄》，他對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柔情到點點滴滴，每一個類別關照出驚艷，這種顯然的儒生文人才會有的情懷。然而，李漁從未做過官。（雖然李漁自幼聰穎，二十九歲應杭州鄉(xiāng)試卻名落孫山。之后又再去杭州應試，遇清軍鐵騎橫掃江南，求取功名的路被阻斷）李漁是一個獨立于皇權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著《閑情偶寄》是為了發(fā)幽蘭之香。此種主流文化之外的文人清高，自有他的世界。但在這份清高的世界里，仍是孔家的清高和孤傲，可稱得上是真正的“不以無人而不芳”者。他有專門一節(jié)寫“蘭”，“不在花香而在葉”，這一句我甚是歡喜。我不喜歡蘭草的花型，花瓣的樣子像棗核剪影，不好看。只有在不經(jīng)意的時候，香氣才會出現(xiàn)。也只有蘭草葉，那么一盆安靜地置于書案，無論何時瞥見一眼，總是那樣地靜謐無聲。

https://kb.dsqq.cn/html/2015-03/16/node_494.htm

https://kb.dsqq.cn/html/2015-03/16/node_495.htm

https://kb.dsqq.cn/html/2015-03/16/node_4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