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泰戈爾到莫言 "諾貝爾"眼神何以迷戀東方色彩

　　從泰戈爾到莫言，亞洲作家?guī)椭鞣阶x者打開文學新視野　

　　引言 

　　1月24日，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會公布了該獎項2013年提名作家名單，中國作家閻連科獲得提名，并成為角逐該獎項的10位作家中唯一的中國作家。這一消息公布后，再一次引發(fā)國人對世界級文學獎的關注。十多年來，中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在各個國際文學獎中獲獎頻頻，甚至超過日本作家，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最終也在村上春樹和莫言中選擇了后者。這究竟是由于中國在世界影響力的提高所致，還是中國當代文學30年的發(fā)展，最終開花結果獲得了和世界文學對話的實力？ 

　　文學與政治總是或顯或隱地糾纏在一起，難以相互撇清，雖然莫言在諾貝爾頒獎發(fā)布會現(xiàn)場答記者問時說：“獲獎是我個人的事情。諾貝爾獎從來都是頒給一個作家，而不是頒給國家?！钡c其說這是一個事實，不如說是一個期盼。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作為由瑞典皇家學院頒發(fā)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亞洲作家身上從來難免其“東方主義”的色彩，只是從泰戈爾、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到莫言，其間有著某種顯著的變化。 

　　泰戈爾：寧靜的東方 

　　1913年，印度詩人泰戈爾憑借《吉檀枷利》獲諾貝爾文學獎。在當時的殖民背景下，這一事件影響頗大，加拿大《環(huán)球報》撰文充滿不屑：“諾貝爾獎金第一次授予一個不是我們稱之為白人的人。誠然，對我們而言，要欣然接受一個名叫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人獲得一項世界性文學獎金的看法，尚需時日，這個名字讀起來那么詰屈聱牙，以致當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名字時，仿佛覺得它不是真的。”那為何在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給一個連名字都“詰屈聱牙”的作家？ 

　　泰戈爾曾三度前往英國，而直到1912年第三次英國之游之前，即使在印度本土其知名度也一般。1912年前往倫敦前夕，泰戈爾首次用英語翻譯了他自己用孟加拉語寫成的《吉檀枷利》中的部分詩歌，他后來回憶說：“那些翻譯的書成了我訪問西方世界的資本，命運使我逐漸在印度以外的世界獲得了地位，雖然這并非我的本意?！笔悄?月，在給他的英國好友、倫敦皇家美術學院院長羅森斯坦看了他的譯詩后，后者即將手稿轉給詩人葉芝。葉芝對泰戈爾大加贊揚，而羅森斯坦則正式將泰戈爾介紹給葉芝以及當時旅居歐洲的美國詩人龐德。7月，羅森斯坦在家中為泰戈爾召開了詩歌朗誦會，11月，倫敦印度學會出版了英文版《吉檀枷利》，當?shù)孛襟w報道不斷，泰戈爾正式為英語讀者所接受。隨后，由英國詩人穆爾推薦，瑞典皇家學院將次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泰戈爾。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稱泰戈爾的《吉檀迦利》“自去年開始，已實實在在地歸屬于英語文學了”，“由于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yōu)美的詩，這詩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yè)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并稱“我們毫無理由因為這位詩人在歐洲的知名度相對不高而有所猶豫，他的名字在歐洲尚未盡人皆知，乃是由于他的家鄉(xiāng)遠離歐洲之故?！边@份當時的評語不可避免地帶有濃重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然而泰戈爾之為歐洲讀者所熟知，除了詩作散文本身精彩之外，翻譯也相當重要?！都村壤吩谒救俗g成英語之后，還經(jīng)詩人葉芝潤色，同時，法語版譯者紀德，西班牙語版譯者希梅內(nèi)斯本身亦是文學家。 

　　另一方面，回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工業(yè)文明和科學理性的急速發(fā)展的另一面是人的異化，正如諾貝爾頒獎詞中所說：“西方人過的是一種匆忙的、疲于奔命的生活；與這些恰恰相反，泰戈爾向我們展示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這種文化在印度遼闊的、平靜的、奉為神圣的森林中達到了完美的境界。”泰戈爾詩作中的寧靜的東方恰好契合了歐洲人對精神家園回歸的普遍期待。詩人龐德認為泰戈爾的詩作令人“突然發(fā)現(xiàn)了自然的新希臘，像平穩(wěn)回到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一樣，它使我感到，一個寂靜的感覺來到我們機械的轟鳴中?！?nbsp;

　　這些贊美之辭背后有多少投向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的目光？然而泰戈爾并非只是一個代表了神秘的東方的詩人，當時的歐洲看不到他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因而在一戰(zhàn)之后，對他的態(tài)度開始逐漸冷淡。 

　　“美”或“曖昧”的日本 

　　在日本文學中，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恰成對照的兩個存在。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身穿帶著家徽的和服，在瑞典發(fā)表了演講《我在美的日本》。而26年后的1994年，身著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在同一個地方用英語演講了《我在曖昧的日本》。 

　　川端康成獲獎的年代，是冷戰(zhàn)背景下的1968年，東西方處于對立狀態(tài)。第三世界的潮流是民族解放，而當時的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則深深不滿于現(xiàn)狀。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日本性”似乎扮演了一個完全他者的“東方文明”，具有十分的異國情調(diào)。諾貝爾的頒獎辭稱：“川端康成先生顯然受到歐洲近代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洗禮，同時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學，對純粹的日本傳統(tǒng)體裁，顯然加以維護和繼承。”“我們對日本人的傳統(tǒng)觀念及其本質(zhì)，幾乎一無所知，似乎無法領略川端作品的奧蘊。然而，讀了他的作品，又似乎覺得，他在氣質(zhì)上同西歐現(xiàn)代作家有某些相似之處。說到這一點，我們腦海里首先浮現(xiàn)出來的，便是屠格涅夫。”西方讀者需通過屠格涅夫作品中感傷的氛圍來領略川端康成的精神特質(zhì)，然而，在《我在美的日本》中，川端康成絲毫沒有提到一個西方作家，并在結尾以典型日本式的委婉語氣進行了反駁：“有的評論家說我的作品是虛無的，不過這不等于西方所說的虛無主義。我覺得這在‘心靈’上，根本是不相同的。” 

　　去年，日本NHK電視新聞在報道諾貝爾文學獎預測的同時爆料稱，川端康成獲獎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的積極參與。當時的日本駐瑞典大使松井明向日本政府發(fā)電報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已經(jīng)有了一個傾向，即打開視野，把眼光投放到西方之外，但同時也苦于沒有更多的西文翻譯，所以幾乎無從下手。因此，日本應全力以赴推進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擴散。”松井向西方推介了川端康成作品的英文翻譯，同時還有之前的谷崎潤一郎和安部公房。對此，千野政拓教授表示，他也是通過NHK的報道才第一次聽說此事，無法判斷是否真實，若屬實，則與其說是政府的參與，不如說是瑞典學院先有了意向，再由大使個人來牽線推動。其實，這種猜測恰說明了亞洲國家對諾貝爾文學獎某種亟待認可的焦慮。 

　　無論如何，川端康成的獲獎令日本第一次躋身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國家的行列。正如頒獎辭中所言，這一決定從根本上來講，有兩點重要意義：“其一，川端以卓越的藝術手法表現(xiàn)了具有道德倫理價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構東方與西方之間精神橋梁上，做出了貢獻?！?nbsp;

　　二十多年后，世界從冷戰(zhàn)進入了全球化格局，大江健三郎的獲獎，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瑞典學院態(tài)度的變化：不再強調(diào)絕對的“民族性”，從“東方主義”的視角中脫離開。千野政拓教授告訴記者，大江健三郎獲獎的時候，日本文學的翻譯作品和海外的讀者都已增加，而諾貝爾文學獎對西方以外文學的關注也已普遍化。在他之前有墨西哥詩人帕斯、南非女作家戈蒂默爾、加勒比詩人瓦爾科特和美國黑人女作家莫里森，這些作家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同時立足于本國文學，又不局限于本國的文化傳統(tǒng)，而往往將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放到當今世界文化的整體性中來考量。 

　　大江健三郎的獲獎演講《我在曖昧的日本》無疑帶有對川端康成演講的諷刺，但他也并非“拋棄了傳統(tǒng)的殖民地心態(tài)”。大江健三郎在演講詞中說：“我所謂的日本的‘曖昧’是貫穿了整個現(xiàn)代時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的經(jīng)濟繁榮也沒有能擺脫這種疾病，而伴隨著的是在世界經(jīng)濟結構的光照下出現(xiàn)的各種潛在危險?！弊鳛閬喼蕖皟?yōu)等生”的日本，在模仿西歐的同時卻并未被接納，而在亞洲本土，則由于侵略者的角色愈發(fā)孤立。政治與經(jīng)濟上如此，文化上亦然。作為戰(zhàn)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無法再完全認同川端康成的“美”之日本，他的作品所關注的反戰(zhàn)、反核等話題是與西方共享的，他所書寫的是帶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雙重性、充滿了反思的日本。 

　　諾貝爾頒獎辭便稱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通過詩意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出一個把現(xiàn)實與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繪現(xiàn)代的蕓蕓眾生相，給人們帶來了沖擊?！睂Α皷|方性”的觀照減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既植根于本土，同時表現(xiàn)普遍性的能力。 

　　莫言：獨特的“鄉(xiāng)土” 

　　其實，早在200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就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誰最靠近諾貝爾獎》的文章，其中將莫言列為第一推薦對象。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在莫言的小說中可以找到當代國際學界最熱門的所有的主題，包括傳統(tǒng)文化、地域特色、人性的怪異、歷史的異化、民族認同等等，這些既是現(xiàn)代性的表達，又充滿后現(xiàn)代的蠱惑人心的意味?！笨梢哉f，莫言獨特的“鄉(xiāng)土”經(jīng)驗和傳統(tǒng)、現(xiàn)代雜糅的書寫形式令他能夠不限于中國，而對世界文學具有新鮮的沖擊力。 

　　瑞典諾貝爾博物館文學研究員克里斯蒂安·弗雷德告訴記者，許多歐洲讀者，包括他自己，都覺得莫言的小說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銳利的感官細節(jié)的描寫。他說：“當我讀完《天堂蒜薹之歌》時，甚至仿佛能在指尖嗅到腐爛的蒜薹的氣味。美與丑、苦難和幽默總是在莫言的作品中如影隨形，而偉大的作家總能描繪這類不確定性?！彼J為莫言的寫作生動有力，充滿暗喻，震撼人心。 

　　他相信莫言的獲獎幫助西方讀者打開了新的文學視野。對他們而言，莫言的作品既有有趣的異國情調(diào)，同時也揭示了普遍的人性。 

　　在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頒獎辭中，稱他為“詩人”，說：“高密東北鄉(xiāng)體現(xiàn)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在這些民間故事中，驢與豬的吵鬧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能量。”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認為，因為是表征某種集體無意識，好作家必定會書寫生活其間的某個共同體，所謂的“鄉(xiāng)土”也不應去政治化、去語境化，變成一種抽象的全球性的“鄉(xiāng)土”，而應當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莫言所寫的“高密東北鄉(xiāng)”正是因為豐厚的農(nóng)村生活體驗而逃離了單面的危險，他的作品大都正面處理中國的農(nóng)村經(jīng)驗，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一系列政治運動下的農(nóng)村，具備了相當深刻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這才是莫言的與眾不同之處。 

　　在諾貝爾頒獎辭中說：“莫言的故事有著神秘和寓意，讓所有的價值觀得到體現(xiàn)。莫言的人物充滿活力，他們甚至用不道德的辦法和手段實現(xiàn)他們生活目標，打破命運和政治的牢籠?！贝蠼∪稍f，他和莫言之間的聯(lián)系在于他們同在古老的亞洲這片土地上，而這個亞洲并不是作為新興經(jīng)濟勢力而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梢哉f，莫言充滿歷史的具象苦難、執(zhí)著于鄉(xiāng)土而又超越鄉(xiāng)土的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青睞毫不奇怪。 

　　對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莫言的獲獎釋放了中國文學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焦慮和壓力，同時，莫言的獲獎證明了中國文化正日益受到世界關注。而當下既融入世界潮流又具獨特性的中國文化，恰能在莫言的作品中得到體現(xiàn)，這是一種不對立的、大氣的文化。他說：“莫言作品中強烈的高密鄉(xiāng)的想象，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文學中都是獨特的。這主要是因為他的創(chuàng)作與生命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獨有的源泉。不少書寫鄉(xiāng)土的拉美作家，也曾受過西方教育，而莫言則是以自己不尋常的生活經(jīng)歷書寫了20世紀民族的歷史，在他的作品中，用充滿內(nèi)爆力的敘述體現(xiàn)了一種生命的極限，一種中國人永不屈服的精神。” 

　　■相關鏈接 布克獎 

　　布克獎被認為是當代英語小說界的最高獎項，也是世界文壇上影響最大的文學大獎之一，每年頒發(fā)一次。布克國際文學獎則是由布克獎主辦機構于2005年創(chuàng)立、作為前者補充的獎項。該獎面向全球以英語寫作或作品有英譯本的在世作家，每兩年頒發(f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