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周文 ：我與老一輩散文家的交誼

　　我因研究現(xiàn)當代散文，故而先后與曹靖華、吳伯簫等老一輩散文家有過文字之交?！?/p>

　　“文革”之后，學?；謴土苏＝虒W秩序。我以為在大學里要當好一名教師，除了教好書而外，還得學有專攻，著書立說，才能站得住大學講臺。于是，我在教學之余集中精力從事現(xiàn)當代散文的研究。每寫完或發(fā)表一篇當代名家的論文，我便把文稿或者發(fā)表拙作的期刊，寄給作家本人，請他們提出意見并表示我的尊重，總是得到他們的回信與贈書。雖是文字上的君子之交，可每每親切如晤，仿佛其音容笑貌、舉手投足就在眼前。我讀他們，總是收獲著感動和溫暖，感受到他們對文學后輩的關(guān)心和鼓勵，并且從中感受到他們真誠的情懷和謙謙君子的作風，這些成為我研究散文的一種動力和我“為人師表”的楷模?！麄冏匀怀闪宋揖裆系睦蠋煛?nbsp;

　　我從曹靖華先生身上讀到的是儉樸和平易。1979年的下半年，我反復讀了他在文革前后寫的《花》、《春城飛花》和《飛花集》，寫了《論曹靖華散文的抒情藝術(shù)》，在次年的第11期《文藝論叢》上發(fā)表；并將該期的書刊寄給他老人家。不久就收到他郵來的、用舊皮紙包裝的《飛花集》。拆開一看，書中還有一張“人民出版社”的公文感謝信件，在這公函的背面，是他用圓珠筆寫給我的短簡。這不免讓我匪夷所思。難道他手頭缺少文具？后來我讀蘇晨的《心花》，文章中寫到曹老先生對此的解釋。他說：“您看我寫信用舊信封廢紙之類，以為我缺這些，其實完全不是。這是我生平習慣，覺得一片紙都是勞動力生產(chǎn)出來的，棄之可惜，所以充分利用…” 他還說，“魯迅先生書桌有兩個抽斗，就是專裝這類可利用的廢物的?！彼贻p時崇拜與追隨魯迅，并與魯迅先生一起辦未名社，如此儉樸的“生平習慣”，原來的是從魯迅先生身上效法而來的。后來《曹靖華散文選》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時候，他從北京給我寄來鈐簽的樣書，書后還附錄了我評論他的文章。那時他老人家眉須皆白，已是86歲高齡，論輩分，是我的祖父輩；而我僅僅是大學里的一名講師，他完全可以代請出版社給我寄書，可他偏要事必躬親，為的是用毛筆工工整整地給我題簽，并且鈐上他的私印。如此的嚴謹，不僅表現(xiàn)了曹老先生為人處世的平易謙和，而且還深深藏著對他人的一種尊重。 

　　寫完曹靖華之后接著寫吳伯簫。在大學讀書期間，他是我和中文系同學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那篇《記一輛紡車》不知讀過多少遍；圖書館里刊有這篇作品的《人民文學》破爛不堪，以至到最后竟被一位不講公德的同學開了“天窗”。所以，我給吳先生的散文做評論，是心存已久的一件事情。我最欣賞的是吳伯簫散文的質(zhì)樸，我抓住其上世紀60年前后和新時期初期作品，從他散文風格的質(zhì)樸美展開評論，覺得他在散文頌歌的年代，文本從早期散文的華麗絢爛，到《記一輛紡車》、《窯洞風景》、《菜園小記》等等作品的“歸于平淡”，確實是17年散文家少見的名家；也是文藝家的風格從繁復到簡練、從絢爛到平淡的最典型的范例。中晚年時期，他用最簡潔最樸素的技巧和文字，讓自己的藝術(shù)表現(xiàn)達到完美的境界，在被“頌歌”定義的有限空間里，沒有楊朔的“卒章顯志”套路，沒有秦牧的“比類取義”章程，沒有劉白羽的“今昔對照”的范式，而是創(chuàng)造了屬于他自己放飛思想的自由文本，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岩簧鷮γ赖淖非?，燃燒著，熱烈地燃燒著，最后化成了平淡與寧靜。我把文稿寄他，他寄來了鈐簽的《煙塵集》 ；同時附了復信，毛筆的行楷若行云流水，瀟瀟灑灑。信中說：自己利用業(yè)余時間寫作，數(shù)量很少，不值得評論。又說：《北極星》里的散文，是他所滿意的，以《北極星》為主來評論是合適的。信中沒有一句客套話，就像他散文那樣的樸實和平淡。后來，每每讀起或想起他的來信，雖未見其人，卻總感到他不拿“官”架子、不擺“散文家”的資格，讓我溫暖和溫馨，有一種被燃燒的感覺；因為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真誠的作家總是先燃燒自己，進而用作品燃燒他人的。借用林非先生寫吳伯簫的話說，“他有一顆使人們溫暖的燃燒的心”。 

　　1941年郭風創(chuàng)作了他的第一首散文詩《橋》，1981年是郭風從事散文詩創(chuàng)作的40年。為此，我于80年暑假決定為他的散文詩創(chuàng)作做個總結(jié)。我愛上散文詩也是在大學里，當年在《文匯報》上讀到我的師兄李華嵐（時為李嵐和李昌華的合作筆名）的《散文剪影》，其中一節(jié)《葉笛》寫的就是郭風。我即把《葉笛》找來一看，就覺得仿佛感覺在欣賞素描、輕音樂，是那種任何粉飾的、玲瓏剔透的美。就是從那時起，我喜歡上他的散文詩了。我一時找不到他文革前出版的《山溪和海島》和《曙》，就去信向郭先生求助，不出一星期，就收到了他寄來的自存的孤本。文章寫完寄他看過后，很快復信說：“我擔心因我不足道（不足評論），你白白地勞動了一陣子…”如此說是他的虛懷還是有幾分自卑？說得我很心酸。其實他的虛懷并非客套，而是實情。在絕大多數(shù)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者眼里，把散文詩當成“小兒科”，往往是不屑一顧的。它是文學百花園里的一朵“小花”，如同郭先生筆下描寫過的“蒲公英”他信中說出這兩句發(fā)自內(nèi)心的話，情何以堪，真把自己當“蒲公英”了。所以郭先生的擔心，傳染給我，也使我擔心并且自卑起來。惟其如此，我索性斗膽把文稿寄給權(quán)威刊物《文學評論》。鑒于前一年我已在該刊上發(fā)過關(guān)于朱自清和楊朔的兩篇論文，而且編輯部的陳駿濤先生在決定發(fā)我第二篇文章的時候，有言在先，特地招呼過“近期不要給我刊稿子了”，我終究還是為郭先生，硬著臉皮寄去一試。陳先生沒征求我的意見，就把這篇文章轉(zhuǎn)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文學論叢》，而主編毛承志先生又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發(fā)在81年的第一期，這些都是我和郭先生始料未及的。這篇論文發(fā)表之時，正是郭風40年散文詩選集《你是普通的花》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之際，不久我就收到郭先生題簽的此書，用鋼筆寫著：“吳周文同志指正，郭風贈，1981年2月8日福州”?？鋸埖卣f，在我心里，我把這一年稱為新時期的“散文詩年”，讓我似乎感到散文詩的春天如期歸來；后來果真關(guān)注和研究散文詩的學者愈來愈多，發(fā)表的相關(guān)論文也愈來愈多，也許與陳駿濤和毛承志兩位先生的扶持小作、關(guān)心郭先生不無關(guān)系，——其實他倆更是倍加愛護和扶持散文詩這株“蒲公英”。這里，我要對他倆鄭重道一聲遲到的“感謝”。我也永遠讀懂了郭風先生“蒲公英”般的虛懷。 

　　寫完論秦牧散文的論文后，我就直接把文字稿寄給他，期盼得到他的指教。他很快回復，至今我還保存這封用淡藍信箋寫的信，至今留給我的，是他的寬厚。他對我的文稿予以肯定，說：“關(guān)于談到知識性為思想性服務，雜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議論中的抒情韻味，放縱和控制等方面，我以為見解是貼切的，在這一類評論文章中，我覺得尊稿是出類拔萃的?！彼麤]提具體的修改意見，只在文稿上改了幾個錯字，并說《文藝報》或《花城》可能會發(fā)這類文章。秦先生連拙稿容易在哪里發(fā)表，都給我以指點，越發(fā)感受到他那顆仁愛之心，拳拳可鑒。于是我寄給廣東的《花城》，因為秦牧先生的盛名，便很快在1982年第一期上發(fā)表了。這期刊物因同時發(fā)表了遇羅錦《春天的童話》，很快被查禁，后來我將此文收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散文十二家》，此文才真正得以面世。1982年我去海南島參加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年會，途經(jīng)廣州的時候，一天上午，我和一位大學助教、后來成為知名小說家的郭小東去秦先生的家里造訪。我們在客廳里隨便地聊。秦先生聊他的童年，講他如何頑皮。后又聊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什么哲學、天文、地理、歷史、醫(yī)學等等書籍都看，才使他的散文充滿了知識趣味。還聊到創(chuàng)作道路，“文革”所遭遇的“批判”等等。 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我倆正準備告辭，他的夫人、散文家紫風來請我們?nèi)ゲ蛷d用餐；就在我們訪談時，女主人已經(jīng)忙碌了一桌飯菜。原來，秦牧夫婦聽說我要去拜訪，早就做了留飯的準備。我太感意外，有些受寵若驚，不免拘謹、笨納起來。秦先生見狀，溫和地笑笑說：“請隨意，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后來知道，秦先生總是這樣寬厚地對待年輕的朋友的。 

　　我還與碧野、何為、徐開壘等有過交往，這里就不一一敘說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與艾煊先生下圍棋。兩人有機會見面就下。1998年我與他一起在成都開散文研討會與“德陽筆會”期間，下了很多盤，他很有棋品，豪爽痛快，沒輸贏心，輸了就再開棋局，完全把下棋當成創(chuàng)作之余的休閑。臨別的時候，他把劍南春酒廠贈他的、一瓶只裝二兩的小“劍南”轉(zhuǎn)送給我，很幽默地說：“我請你喝過酒了”。 

　　是的，朋友是酒。與老一輩散文家的交誼，在我，就像品賞陳年白釀，讓我記住它的清澈、醇香，忘不了它燃燒我心口的感覺，直至今天、以至永遠…… 

　　2011年7月30 日一稿 

　　8月3日二稿　 苦茶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