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鐘山》與天津作家的姻緣——編余瑣憶

　　作為一名與新時期文學同生共長二三十年的文學編輯，我愈來愈清晰地領悟到，在作家與編輯相互依存、雙贏互利的關系中共建新時期文學時，能夠為之搭建平臺，或者真正成為把作者與編者聯(lián)絡在一起的紐帶與橋梁的，往往便是文學期刊。期刊的便捷與效率，實在是出版社出版圖書所難以企及的。　

　　而創(chuàng)辦于新時期的文學期刊，自打它創(chuàng)辦之初便享受著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具有更為廣闊的視界，打破了二十多年前辦刊的限制與舊有習慣：即使是省級地方刊物，也可以在全國期刊之林的群雄逐鹿中爭創(chuàng)品牌，辦成全國一流期刊。 

　　創(chuàng)辦于1979年的《鐘山》雜志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起步并逐步成長的。創(chuàng)辦之初，它的辦刊宗旨與定位，便使它的組稿對象突破省界范圍，而將目光投向全國的作家群體，投向更有新鮮活力的文學潮流。放眼80年代的全國文學界，最為活躍開放的文學潮流，更為整齊的作家陣容，大約除了京滬和陜西、湖南及本省之外，天津作家群也是吸引全國眾多文學期刊和文學編輯目光的地區(qū)之一。 

　　《鐘山》與天津作家的姻緣，我與天津作家的聯(lián)系，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在我看來，在期刊與作家的雙向選擇中，最終起關鍵作用的，除了該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響之外，還與期刊的辦刊宗旨及編輯的文學觀念，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剁娚健放c天津作家的姻緣關系，大約正是沿著這一軌跡延續(xù)發(fā)展的。在新時期風起云涌的文學思潮中，在眼花繚亂的作家群體中，如果一家期刊、一個編輯，沒有自己的期刊定位，沒有自己的文學主張，那注定是目迷五色，無從選擇的。 

　　應當說，這是新時期文學的優(yōu)勢與特色，也是對期刊與編輯的素質與能力的考驗。面對天津作家群體，《鐘山》與它的編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覺不自覺，你都得接受這種無聲無形的考核。 

　　就我有限的閱讀經(jīng)驗而言，原先我所知道的天津前輩作家大致有：孫犁及其荷花淀派、方紀與他的《揮手之間》、路翎與他的《洼地上的戰(zhàn)役》，還有梁斌的《紅旗譜》。而新時期初期蜚聲文壇、影響最大的則是蔣子龍、馮驥才和航鷹，時稱天津的“三駕馬車”。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鐘山》剛剛創(chuàng)辦，我亦剛參加期刊編輯工作不久，為著實現(xiàn)爭辦一流期刊的宏偉目標而奔波忙碌地四處拜訪作家、組編作品。當時，主要的組稿對象，除了本省、首都之外，我便把組稿目標瞄準天津的蔣、馮兩位作家。那會兒，蔣子龍已經(jīng)以《喬廠長上任記》、《拜年》爆響文壇。而馮驥才也以《雕花煙斗》和《高女人與矮丈夫》蜚聲文學界，自然就成了我組稿的首選目標。 

　　曾記得，80年代初，我與作家們家里都無電話，更無電傳電腦，聯(lián)系方法除了寫信便是家庭拜訪。為了表示編輯部組稿心切與心誠，我曾專程去天津拜訪過蔣、馮兩位，他們的舊家、新址，我都去過。模糊的記憶里，常在子龍家里見到其他報刊的約稿編輯。而大馮家里的擺設則充滿畫家和藝術家的氣氛。如今，我手頭還積有蔣子龍兩封談論稿件的信札，大馮則常常以明信片方式復信，還寄贈過他署名題字的小書。最終，大馮很快即為《鐘山》寫了短篇《兩醫(yī)生》，另外還與北京、上海一些作家共同題簽了優(yōu)先為刊物供稿的協(xié)議。直至90年代末，他還在給我的信中，答允將有關敦煌的專題文辭供《鐘山》發(fā)表。 

　　而蔣子龍為《鐘山》寫稿一事則一直很不順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作為改革文學的開拓者，他委實是個大忙人，成為全國諸多文學報刊追逐組稿的對象，還要為撰寫長篇小說積聚精力。雖然他多次來信聲明“欠兄的文債久矣，拖欠的愈久，越不好還。”但我一直不好意思催得過激，逼人太甚。延至96年底，他才寄來一篇有關黎子流的“新聞體小說”，最終因作品所寫系一有爭議的市級領導干部，而不易通過審查只好作罷。我終于又一次錯過了成為蔣子龍作品責編的機會?！剁娚健窂拇艘惨虼耸チ伺c子龍結緣的機會。2004年我從編輯崗位上正式退休之后，每每一看到子龍的信，我不免要后悔感嘆一番。我知道，這怪不得子龍，也怪不得刊物。這大約就像是談對象結婚成家一樣，實在是緣分不夠。 

　　如果說，蔣子龍、馮驥才、航鷹三位是新時期挾著改革開放的旋風和新作，正在文壇走紅的作家，那么，還有兩位創(chuàng)作年齡較為復雜、生活經(jīng)歷較為坎坷的中老年作家，即柳溪和鮑昌。柳溪是從延安走出來的老作家，鮑昌則是五七年遭受劫難的“右派”作家。我是編輯部剛過不惑之年的編輯，對柳、鮑兩位是只知其名卻無緣相識依稀記得。他（她）在鐘山發(fā)表的作品大約是大我十歲左右的劉坪或蔣壽山組發(fā)的。如今，作者與編者大約都巳作古，想起那段編輯往事，不由不讓人唏噓感嘆一番。是的，文學刊物需要更新才能發(fā)展，要想生長為一棵文學大樹，它總需接納新的作家成員。 

　　80年代初期,隨著期刊連續(xù)舉辦一系列文學活動，并在《鐘山》連續(xù)發(fā)表了一批“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代表作之后，其中還有些作品獲得全國性優(yōu)秀作品獎，有些提高了期刊的影響和聲譽之時，《鐘山》隨后又適應、追蹤文學潮流的發(fā)展趨向，率先集束刊發(fā)了一批年青的先鋒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并率先倡導“新寫實文學”等主張，《鐘山》終于在文學界贏得了一定的聲譽和市場效應，也吸引了天津另一些青年作家的注意力，記得那段時日里，《鐘山》不止一次地在南京接待過天津的文學“多面手”趙玫，發(fā)表過她的小說與散文，其后我又在一次在全國作代會上拜訪河北何申、關仁山等作家時，面見了肖克凡并約請他為刊物撰稿。2000年之后，《鐘山》還發(fā)表另一天津作家王松的作品。 

　　在談論《鐘山》與天津作家的姻緣時，我特別不能忘懷的是，與胡風案中小說代表作家路翎的失之交臂，實在令人遺憾不已。那是大約80年代末期時，一次檢讀來稿時，我竟發(fā)現(xiàn)一篇署名路翎的中篇來稿。我是一名60年代中期讀過中文系的中年編輯，早在57年讀高中時，就知道胡風、路翎其人，大學期間又讀過路翎那篇受批判的著名小說《洼地上的戰(zhàn)役》，而且還知道，他與南京有著特別的緣分，接稿后自然特別留意。但不知是因路翎當時已身患重病不便寫字，還是其他原因，他的來稿字跡實在過于凌亂潦草，無法卒讀，我遂慎重地復信于他，讓他請人謄清后再行寄來。可惜，之后再也未等到他的來信來稿，再后，每每回憶此事，我都不免感到十分遺憾和后悔。 

　　最近我有暇翻閱舊日《鐘山》部分目錄，竟忽而發(fā)現(xiàn)，其實在《鐘山》發(fā)表作品最多，我手頭積有來信最多的，竟不是我最早去天津拜訪的蔣子龍和大馮（驥才），而是我素未謀面的“胡風分子”、“右派”作家林希。從上世紀中期到新世紀初期，他先后給過我四五封信札，發(fā)表過中短篇小說4篇、散文隨筆2篇。雖然，直到現(xiàn)在我也從未拜訪過、面見過這位如今年已75歲，從年輕時即屢遭劫難的作家。《鐘山》與我，似乎跟他之間有著某種特殊的緣分。不知不覺地，他已成了為《鐘山》寫稿、供稿最多的作家。林希與我似乎合作得特別友好、默契。 

　　雖然，迄今為止，我與林希仍未有見面的機遇，且都已是過了古稀的老人。但我相信，我們的心是相通的，都有一顆熱愛文學的心，都愿意為文學事業(yè)而竭盡全力。有了這點共同愛好，作者與編者見面與否，也就無關緊要了。我愿在此，遙祝林希老兄身體康健，并在保證健康的前提下，再寫點什么。寫多少與好壞，都無所謂，只要能自娛自樂就好。 

　　天津曾經(jīng)是北方的文學重鎮(zhèn)之一，也曾經(jīng)是《鐘山》十分倚重的作家作品誕生地。如果今后這塊文學寶地能涌現(xiàn)更為優(yōu)秀的作家與作品，如果《鐘山》雜志能夠保持與天津新一代作家的友好合作，創(chuàng)辦為真正的全國性品牌刊物，那便是我這個文學老編輯的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