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東成：《雨花》復刊與俞洪帆

　　《雨花》，江蘇省唯一的文學雜志，在文革初期即被作為17年文藝黑線的黑刊物被徹底砸爛，人員全部打散下放。怪的是，尚處在文革中的1975年，“四人幫”搞亂的文壇并沒有復蘇，被砸爛的《雨花》卻忽然更名《江蘇文藝》正式復刊了，怎么回事？人們很想知道具體承辦和主持《雨花》復刊的領導人是誰?！?/p>

　　畢竟1975年至今已37年，時間過去夠久了，許多記憶僅僅已只是一種記憶。作為籌辦《江蘇文藝》的參與者，我稍稍知道一些內情。我告訴大家一個文學界生疏的名字 ——俞洪帆。 

　　俞洪帆何許人？文革中最早結合進省文化局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的原出版局領導干部。是俞洪帆不避艱難將《江蘇文藝》盤活破胎出世，默默為江蘇文學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不久前，我去省級機關醫(yī)院門診部，巧遇10多年沒有見面的老領導俞洪帆。已是87高齡的洪帆，整體看不出多大變化，依然我印象里那個從來沒有領導架子的書生模樣：頭發(fā)稍顯灰白，鏡片后的目光，仍然親切柔和，臉上不見皺紋和老年斑，比過去略微發(fā)胖，思維敏捷，說話不緊不慢，記憶力未見衰退，走路不用攙扶，絲毫沒有耄耋之年的龍鐘老態(tài)。他也正好由女兒陪同到省級機關醫(yī)院來。我們好不容易碰到一起，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憶及不少往事和熟人。他曾是《江蘇文藝》的上級領導。這些年他似乎對我的情況仍很了然，談《雨花》，談《揚子江詩刊》，問我還在主編詩刊么？我說早退下來了，掛一個顧問名義。要不是醫(yī)生傳喚到我的名字，我們的談話不會停止。不過，這次談話時間雖短，有一句話留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也是我第一次悉知的真相： 

　　“《雨花》復刊主要是彭沖提出來的?！?nbsp;

　　彭沖當時是文革中第一個結合進江蘇省革委會的革命領導干部，他對文藝事業(yè)的關心和一以貫之的扶持，江蘇文藝界不會忘記。俞洪帆當時是省文化局革委會核心組成員、《雨花》復刊的直接承辦人，他自然了解內情，無意間泄漏的這個信息應該是精確的。 

　　1975年尚屬文革期間，四人幫還沒有打倒，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歸省革委會政工組管，文藝、出版歸口由省文化局革委會的核心組領導。俞洪帆當時是主管文化出版的核心組領導成員，承辦刊物的重任最后順理成章落在他肩上。 

　　我是1972年下半年從下放地借調回省文化局的，當時還是軍管，主要任務，搞創(chuàng)作。1974年，洪帆找我談話，是他將我正式調回《江蘇文藝》。明明是《雨花》復刊，上面卻不允許恢復《雨花》刊名，說那會很敏感，否定文化大革命，復舊、復辟，必須用從前的刊名《江蘇文藝》。雖然此后和洪帆個別接觸不是太多，文革后他又去主持出版局，但這位和藹的老領導留給我的印象極好，始終讓我敬重。 

　　其實，籌辦刊物非始自1974年，其中很有些波折。在我借調回省那時，就聽說在籌辦刊物了。這次洪帆無意間告知最早是彭沖提出，這就對上號了。那時，原文聯(lián)主席李進剛落實政策從干?；貋?，文化局核心組分配他去領導一個新成立的創(chuàng)作組，將一些文學界、美術界已經落實政策的老人，包括艾煊、顧爾鐔、鮑明路、亞明、黃養(yǎng)輝等都集中在創(chuàng)作組里。文化局從省戲校劃撥一幢小樓，供創(chuàng)作組活動。文化局核心組想當然認為，李進是原文聯(lián)和老《雨花》的領導，辦刊物是駕輕就熟，于是便將辦刊物的任務交給了創(chuàng)作組和李進。剛從干校擺脫批判圍剿回得家來的李進，吃盡了文革苦頭，噩夢的陰影尚未散去，未料想回來就被分派任務，面子上難以推托。他深知辦刊物如火中取栗，尤其處在“階級斗爭為綱”之時，更是險之又險。于是他應付地從下放干部中借調回幾個人，有原社科院的領導薛家驥，原新華日報理論組的徐紹昌、朱明等，進行籌備。反正沒有一個搞文學的，打散下放批斗過他的老《雨花》人，他一個都不要，有議論他這是記恨文革中反對過他的人。詩歌欄目李進交給了老詩人石林。有一次石林對我一邊搖頭一邊說，巧婦難為無米炊，沒有稿子，編什么，老作家、老詩人都不想動筆，新作者寫的大都是報紙上的標語口號，現(xiàn)在這個時期編刊物，太難。石林說的是大實話，此時正是“三突出”模式一統(tǒng)文壇之時，文藝界老人文革中幾乎都遭受過批判斗爭無妄之災，誰都免不了有畏難情緒謹小慎微縮手縮腳。如此籌備經年，刊物一直停滯不前地拖著。大概上面催問了，文化局核心組有壓力了，于是重新研究，決定將編刊物的任務從創(chuàng)作組取回，最后只好交給了主管文化出版的俞洪帆。那已是1974年，這個誰也怕接手的燙手山芋，就此落到俞洪帆手上。 

　　洪帆不是文藝圈內人，沒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之怯，作為文化局核心組領導，明知山有虎，也得當仁不讓頂著風險上。與方方面面人士多方接觸商量之后，立即著手籌劃。他將任務落實到他主管的文化科。都知道，檢驗領導干部的真實能力，就看其決策和用人。這方面俞洪帆做的很出人意料，令許多人驚嘆，我更是由衷欽佩。他慧眼識才，不拘一格大膽啟用新人，原本以為他一定會將擔子壓在文化科長謝柯肩上，未料，他看中的竟是文化科的年輕骨干龐瑞垠，意外地將重擔交給了小龐。洪帆和我談話時強調說，龐瑞垠年輕，條條框框少，有闖勁，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頭腦靈活，組織能力強，經多年觀察，應該挖掘和發(fā)揮他的潛力。你是老編輯，希望跟他好好配合，一定要把江蘇這本新的文藝刊物辦起來。 

　　當時情況非常棘手，一缺成熟編輯，二無作者隊伍。文化科原來有一個編輯組，出版過一些趨時的長篇小說和群眾演唱作品。記得之前洪帆曾交給我一部寫志愿軍題材的長篇小說稿，讓我給作者寫審讀意見。我用了近五天時間研讀稿件，寫了15張信紙的具體修改意見交給洪帆，這部小說稿經作者修改后，最終正式出版了。74年出版社恢復，文化科出版組的人大都去了出版社。我到編輯部時，只一間辦公室，擠著六、七張辦公桌，空空蕩蕩沒見幾個人。龐瑞垠告訴我，小說組去下面縣里辦學習班（現(xiàn)在叫改稿會）了，見到了理論組徐紹昌（前籌備小組就過來了他一個），編務小葉，還有一個從無錫借調來的青年業(yè)余作者薛爾康，他詩歌、小說、評論樣樣拿得起，很被看好。1975年復刊的第一期《江蘇文藝》便發(fā)表了他一首長詩。 

　　俞洪帆沒有看錯人，龐瑞垠更沒有辜負領導對他的重用和期望。俞洪帆向他交待了辦刊宗旨和注意事項，（我不知道俞洪帆曾否還與他商討過刊物的構想，給予他那些具體幫助），龐瑞垠欣然擔起重擔，果然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沒有討價還價沒有畏難情緒，說干就干起來。他性格外向卻審慎周密，敢想敢干卻膽大心細。萬事起頭難，何況是辦一份文革時期的文藝刊物。他沒有辦刊經驗，當時更無任何可資參照的系數，在文革還不知如何發(fā)展，“三突出”模式統(tǒng)治著文壇的特殊時期，編輯人手和稿源均缺乏的情況下，擺在面前的困難可想而知。他憑著敏銳的靈活反應，憑著機智和想象空間，左沖右突終于一一趟了過來，總體設計和框架，得到了俞洪帆的認可。在集體努力下，于1975年元旦，終于如期拿出了一本新出版的《江蘇文藝》，向俞洪帆、向文化局核心組完滿地交了卷。 

　　盡管后來有人說長道短，尤其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文藝思想大解放，認為文革中出刊的《江蘇文藝》仍是“三突出”產物，與某些老作家鬧過矛盾和不愉快，只有后來在顧爾鐔主持下，恢復《雨花》刊名徹底改造后，才突破了“四人幫”設制的“三突出”重圍，回歸到文學本源，創(chuàng)造了一時輝煌，轟動了全國文壇。這個論斷沒有錯，任何事物均在時代發(fā)展中發(fā)展。但不應將《雨花》后來的革新，否定1975年艱難中復刊的《江蘇文藝》，我認為，必須給予《江蘇文藝》歷史地具體地客觀的評價。任何人的思想都得留下時代的烙印，包括刊物，這一點毫不奇怪。因此，我們不能淡忘了前人為此付出的努力。要不是彭沖特殊時期的破冰指示；俞洪帆頂風而上接下這個燙手山芋；龐瑞垠費心費力的運作。誰知道《雨花》復刊將會拖到猴年馬月。 

　　虧了俞洪帆。是在俞洪帆領導和主持下文革中爭取到《雨花》復刊，江蘇文壇應該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