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毓璜：小鎮(zhèn)閑話（外一篇）

　　顯赫的人物大體有種追究“我從何處來”似的尋根意識，就像屈靈均宣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那樣；即或自己並不甚介意，也會被別人翻騰出來。我們普通人若不是要去修家譜什么的，不會那么頂真，不至于那么熱衷究根刨底，把系何方人氏、系誰誰幾十世孫掛在嘴邊。至于“老家在哪里”，總是要說說或者被說說的，這無關(guān)乎“尋根”?！?/p>

　　通常會自稱老家在黃橋，是因為這個頗有名氣的小鎮(zhèn)是我的出生地，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幼、少年時期。前些日偶見有如皋的鄉(xiāng)親在網(wǎng)上說搞錯了吧，心里明白質(zhì)疑者不無根據(jù)——再往前推一點，“老家”確實就在如皋西南鄉(xiāng)的曹家堡，原先屬于馬曹，后來屬于黃市，當然，原先和如今都屬江安；那是祖輩繁衍的地方，是父輩生活過的地方。只是聽說打從父親手造的豪宅被付之一炬以后，他就沒再回過故里，如同其詩作中有所描述的那樣，“流離且失所”、“東西南北人”地四處漂泊。 

　　父親少年以降多方求學、中年過后屢經(jīng)戰(zhàn)亂、解放之初稱其開明紳士，向來不涉政事，早經(jīng)認同 “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一種隨遇而安的散淡已然品格化。最后的定居黃橋，不是“慕名”，不為“謀生”，跟這里千年文脈、斐然古風的歷史人文以及“北分淮倭，南接江潮”的區(qū)位優(yōu)越也無多關(guān)涉。于此閑居而以詩文終老，大概就是一種偶然的選擇，或許是從“宜居”的角度，認定了一個棲息頤養(yǎng)的人生驛站。 

　　按說，憑了家庭當時的經(jīng)濟實力，在小鎮(zhèn)建所宅第并非難事；是“曾經(jīng)滄?！?？是“客居情結(jié)”？還是過分看淡了身外之物？或者竟就是懶得勞頓？不得而知。反正在小鎮(zhèn)上幾經(jīng)搬遷，乃至收獲60多歲“晚年得子”的喜悅，都沒提起他造屋的興致，從我能記事起，一家人便在藕池岸的一所院落賃屋居住。 

　　這里的普通民居，固然比不得北京一些著名“四合院”的堂皇，可無論大戶小戶，都講究以屋舍并花墻圍出或大或小的一方“天井”來。我們幾家共住的院子天井極大，中間是大片鋪磚的場子，周邊有樹木田地；竟日可享日照、夏夜可以納涼，自家屋邊想來一點觀賞性小品抑或?qū)嵱眯栽灾玻钥上ぢ犠鸨?。小伙伴們踢毽子、玩拍球、滾鐵環(huán)、逮蝴蝶、捉蟋蟀、養(yǎng)小魚、粘知了一類玩樂，不出院門即能遂意盡興。后來讀到《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很能理解尊師好讀的周先生，何以對“書屋”不無貶抑而對“園子”那等神往。至今一直有個難以釋懷的“天井”情結(jié)，以為有一方天井，實在要比西方一般中下產(chǎn)階級在其房前屋后種點草坪花木更為愜意、更富情趣。 

　　多有天井，是小鎮(zhèn)民居的一個特色；寬寬窄窄的巷道血脈似地縱橫密布，則構(gòu)成小鎮(zhèn)地貌的基本格局。我思忖過，黃橋的多巷應該所來有自：一個地方的“四通八達”，大體能夠由此及彼地決定百姓的擇枝來棲、決定百業(yè)的趨向興旺。居民與商號日漸密集、居所與門面鱗次櫛比，加上不少大戶人家的屋舍一路排開連片成巷，還不乏由原先私第的家院“內(nèi)巷”演變過來的公共巷陌；因此，黃橋的多巷道，不只源于人口多、店鋪多，跟多有富家大宅也很有關(guān)系。 

　　黃橋人早先對“街”與“巷”的區(qū)分不怎么嚴格，東大街、西大街、北街固然是店鋪比肩的街市，“南巷”、“米巷”、“珠巷”、“布巷”、“羅家巷”、“孫家巷”等等，其實也是商家店鋪林立且不乏老店、名店的街市。 

　　我所神往的不是那些作為“街市”的“巷”，而是那些僅僅作為“路道”的小巷。從我們的院子外出，至少有三個門可進入不同的巷道，幾個巷道中又不乏開放式庭院，你選擇穿越路徑，很有些走出“迷宮”的情味。后門外的一條巷道，我在一篇短文中描述過，突出的印象是寧靜、安靜，別說“車馬度”了，想碰上幾個行人也不容易。臨巷道的幾家院門，雖設而常開，不必想到什么“不閉戶”、“不拾遺”上去，可也便是不設防而毋需設防了。巷道北首毗連其實是彎彎小河的“藕池”，向南走下去，則可曲曲拐拐地轉(zhuǎn)進小鎮(zhèn)的四面八方。你想想，在清漣漣的河邊垂吊，在靜悄悄的小巷聽雨；跟小友隨手撿塊瓦片在河面打出一竄竄水漂，于巷間獨自大喊一聲收獲那一縷縷回聲；該是有些悠哉游哉、心曠神怡的。 

　　小巷的深度記憶，自然不在心神的悠游，一直讓我刻骨銘心的，是發(fā)生于小巷而定格于心靈的一些生活細節(jié)。彼時“生計”問題已然不能不使家庭選擇兩地分居：我和大姐跟年近古稀的父親留居小鎮(zhèn)，跟父親年齡很有懸殊的母親，帶上二姐、三姐和弟弟，回到相隔二十余里的曹家堡老家務農(nóng)。日子自然窘迫，窘迫的日子里，巷道一年幾度傳來的“吱吱呀呀”聲便成為期盼的福音。那是母親艱難地推行的小車發(fā)出的聲響，她是從老家給我們送農(nóng)產(chǎn)品來了。記得陳毅元帥說過，淮海之捷是靠農(nóng)民的小車推出來的，我們的生存，一度也就是靠母親的小車推出來的了。多少年來，偶發(fā)對于“生活”的“形上”之思，每以為生活的生息不已，大抵也就是一種“吱吱呀呀”的前行。無法理清那日子是如何挨到了自己去外地求學，記得很清的是那個小巷告別的情形：揹負行囊走到長長小巷的拐角處，回頭一瞥，見到父親還紋絲不動地佇立門外遠遠目送，一任白發(fā)在微風中輕輕地飄拂。我知道，默默地送別，沒有通常會有的叮嚀囑咐，正是父親通常的做派。他老人家清末能于科考中式，該是經(jīng)歷過無數(shù)“三更燈火”；對后代，卻奉行“順其天性而育”，學業(yè)上略無強求，為孩子的生長發(fā)展給出了富裕的自主空間和充分的選擇自由。這自然是多少年后我在學校任教了，才于此多所領(lǐng)悟。 

　　父親在小鎮(zhèn)是受到敬重的老人，自然跟上述近乎“教育思想”的事體無關(guān)，小鎮(zhèn)人甚至普遍信奉“棒打出孝子，慣養(yǎng)忤逆兒”、“樹木從小馭，到老直撅撅”一類古訓；跟“政治地位”、“經(jīng)濟實力”、“宗族關(guān)系”也大不搭界，都知道他在這地方說不上權(quán)勢、稱得起潦倒又絕少親朋故舊；唯一貼實的關(guān)涉就在于“學問”，這就滿夠了，小鎮(zhèn)人尊重知識習與成性，對“肚子里有貨色”的正直文化人，無論其境遇若何，他那些知識有沒有“實用價值”，他生活得滋潤還是不滋潤，差不多都會在內(nèi)心存一份景仰和愛惜。黃橋公園草創(chuàng)之初，有關(guān)人幾度登門討要去父親的幾首詩作，張貼于還算不上詩文書畫室的墻壁；門庭冷落之中，不乏為了學詩、和詩談藝、論文的來訪者；誰家要寫篇祭文、像贊什么的，固然以找到黃家老爹為妥，碰到“文化的疑難雜癥”解決不了，診治的希望往往就帶有“終極”性質(zhì)地投向他那里。 

　　記得讀初中那陣，有位石姓的同學，忽一日拿來一張寫著“明月照紗窗孔明諸葛亮”的字條，說這是人家出的上聯(lián)，他父親和朋友們一直沒對出下聯(lián)來，其父臨終還念茲在茲，釋懷不得，希望請我父親彌補一下這件憾事。父親頗為感動，第二天就讓把他所對的下聯(lián)帶給同學，至今記得是：“赤日斜地角子赤公西華”。記下這件事，不無分享一付有趣而刁鉆的對聯(lián)這層意思，更是以為，這很像“故事”，諸如此類的事兒，很能夠傳達小鎮(zhèn)人對文化和文化人近乎了“熱”的風尚以及幾接近了“迂”的態(tài)度和追求。無論在戰(zhàn)事頻仍的年代，還是在高倡革命的歲月，小鎮(zhèn)人這點未經(jīng)泯滅的“文化意識”，也就是一個古鎮(zhèn)不沉的“古道”、“古風”了。 

　　這方土地被稱為“古鎮(zhèn)”名副其實?！昂谒闪帧钡某跏挤Q謂，“（牛皋）洗馬池”等歷史遺址，保存完好的2000多處明清宅院和幾處宋代建筑，座落在哪里的“御史府”、“孝子坊”、“將軍府”、乃至中國地質(zhì)學之父丁文江、現(xiàn)代獨幕喜劇大師丁西林們的故居，大體都為一個古鎮(zhèn)播布了斐然的歷史文化情韻。我曾經(jīng)在一篇短文中揶揄過故鄉(xiāng)人，以為黃橋的聲名不是被這些支撐而是靠了“燒餅”來領(lǐng)銜，實為我們的悲哀。后來反省過，這非議不成道理；“民以食為天”，人不能只活在“精神文化”里，更何況，“飲食”原也是文化造就的題中之義，是地方特質(zhì)的一個體現(xiàn)方位，周作人先生就說過，寫各具特色的 食物要比寫大同小異的性事更有意味。我于東西南北、國中異域閱地多矣，若說吃在那里，國際比較上絕少異議，連倨傲的高盧人說他們的法國大菜無可比擬時，也不能不趕緊補充上“除非中國”。國內(nèi)就有些爭相標榜的紛紜，而在我看來，沒有說“吃在黃橋”更能靠譜。黃橋燒餅名聲的一個負面影響，在于它掩蓋了哪里的許多美食。我說過黃橋的紅燒肉“足令天下紅燒肉無顏色”這樣的話，其實，哪里飯館的魚餃、肉圓、蟹黃包，家常的春拌、攤餅、寒食菜，雜貨店的寸金糖、蛤蟆酥，熏燒攤鋪的牛筋、豬蹄、麻雀，沿巷叫賣的熱乎乎的皮卷、油光光的蕎面餅、冷颼颼的米涼糰------或油而不膩，或淡而有味，或潤似玉質(zhì)，或薄如蟬翼，莫不風味獨到，他處即或不缺此類品種，亦遠不能望其項背。 

　　若據(jù)此說黃橋人獨尚飲食文化，那就錯了。也許跟梅蘭芳先生的故鄉(xiāng)相鄰有些關(guān)系，舊時老老小小的黃橋人差不多都對京劇情有獨鐘，場合上“吼”一段“大曲”的主動性、自覺性，一如今日去拿起卡拉OK的話筒。外方京劇班前來獻藝，每有本地票友上臺參演，且出必“擔綱”，《風雪山神廟》飾“林教頭”，《女起解》則演“蘇三”，《追韓信》當然就是蕭何。等閑一個戲班來此上演須得“心存小心”，慢了一招、搶了半板，倒彩會喝成一片；如是幾場下來十分可意，那就風光了，各界又是獻錦旗又是放鞭炮，更有執(zhí)意挽留其延期加演的盛情之請。當票友“打炮”的多，卻鮮見青少年去“下海”從藝的，大概跟黃橋人“唯有讀書高”的心志有些關(guān)涉?！　　　　　　?/p>

　　這就可以接續(xù)前面提到的關(guān)于文化意識的話題。小鎮(zhèn)民間歷來以“目不識丁”為恥、以“知書達理”為求的心理相當普遍。到了我們這一輩，鎮(zhèn)上前清中過舉人、進士的固然都已逝去，中過末代秀才的老先生們也碩果僅存。僅存的這一位，就像人們敬奉大成至圣先師那樣，倍受鎮(zhèn)上人的尊敬，搭著一點關(guān)系的活動必得請其出場，一如現(xiàn)今什么活動請到哪一級領(lǐng)導就代表哪一級規(guī)格那樣。我這樣說的時候是排除了我父親的，他相當決絕地不肯在場面上出頭露面。 

　　小鎮(zhèn)人熱衷“教育投入”，鎮(zhèn)子上的小學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學也臨近八十年的校慶。解放以后求學之風更盛，哪怕再窘困的家庭，衣食不周、債臺高筑也不肯怠慢了孩子的讀書。逢上寒假暑假，大街小巷佩戴外地高中、大學?；盏膶W子就蔚為大觀。學業(yè)上還有“男工女醫(yī)”的講究，單單我妻的幾位表姐，當年在各地讀醫(yī)大、醫(yī)學院的就有五位。差不多的家庭都會出一個、幾個大學生至少高中生。你知道，這陣勢很“壯觀”也很“逼人”，我想說的是，自己就是在未能考取高中那年被“逼”而服毒的，虧了爹娘早有防范搶救及時，方才有幸自裁未遂。 

　　前面用“惟有讀書高”說事，應該是姑妄言之，黃橋人也分明信奉“行行出狀元”。一位二胡拉得極好的盲人，一位燒餅做得上佳的把式，一位吃食老店掌勺的紅鍋，一位算盤打得出神入化的賬房，一位招徠生意留得住顧客的學徒------地方上各行各業(yè)都有那么幾位佼佼者，明星似的聲名躁動而備受推重。黃橋人看不入眼的，大體是竟日游蕩的“滂流尸”，熱衷顯擺的“甩子”，虛與委蛇的“繞門徑”，裝模作樣的“格式”，不中用的“窩囊廢”，不檢點的“豁貨”，以及行事孟浪的“摟馬棒”，怯于擔當?shù)摹柏N”，想入非非地做“大頭戳”，溜須拍馬地“貼相”等等。我對老家方言沒有研究，寫成文字時大概取其音諧，難免以意為之的杜撰。那些方言土語的評說，顯見得有些刻毒，顯見得在“做人”的要求上偏于苛嚴。其實，如同期望之深責之也切，也就是恨鐵不成鋼的善意鞭撻，巴望著大家伙兒規(guī)規(guī)正正地做人，實實在在地行事，并無什么貴貴、賤賤的人格歧視夾雜其中，更沒有懷抱成見把人往壞處看、朝死里說的故意。 

　　事實上，黃橋是個人情味濃釅的土地，這里多能品嘗到人際體恤、彼此幫扶的古道俠腸。這樣說的時候想到我們的房東，他舉家在異地謀生，我們租賃了其分散在院內(nèi)三處的全部住房。自打知悉我家經(jīng)濟趨于拮據(jù)，再也不肯收房租不算，每次回鄉(xiāng)探望老母，都要給我們帶上不菲的禮物，知道父親難以心安，還變著法兒使之安心，說“老先生德高望重，幫我后輩看守房子，我們很不過意呢，難得盡點禮數(shù)是應該的?！本瓦@樣，我們在不收房租的房子里接受“禮數(shù)”，直至十多年后因地方上建設需要搬遷。院子里偏居一隅的一位老太太，其子在新四軍服職，可以想見，在解放前的小鎮(zhèn)，老太太不說何種意義上的“德高望重”了，還注定了難以幸免備受當局的非難，院子里的各家一無例外地對她盡心幫助、盡力接濟，這就不能不顯見得格外感人。年前讀一位作者寫的作品，讀到書中關(guān)于“在民間社會，其實不存在真正的政治選擇，唯一能堅守的，是世俗意義上的善良”這樣一番話，深以為信哉斯言，能夠代表古鎮(zhèn)人的世事通明、人情練達，人性的善良和寬厚，原是超越許多社會域界的。 

　　由此聯(lián)想到小鎮(zhèn)多立廟觀的現(xiàn)象，儒家、佛家 、道家 、神仙 、陰司、宗親諸多系統(tǒng)的祭拜場所，差不多一應俱全而皆具一定規(guī)模。在我有限的閱歷中，除了俄羅斯的那個蘇斯達里，還沒見哪個小鎮(zhèn)擁有偌許教門建筑。我對宗教文化所知甚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若非“邪教”，其教義大體伴同了人類心靈的愿景，規(guī)約了人性的向善、向群。聯(lián)想到舊時小鎮(zhèn)不只有“義莊”一類的準公共福利機構(gòu)，還多有“齋孤”、“迎紫姑”一類“鬼事活動”。鬼事當然實系人事，接濟孤魂野鬼，顧念可憐的“紫姑”們，應該不同于一般帶有功利目的的求神拜佛，實系民間關(guān)懷于、資助于無依無靠之“弱勢群體”的一種曲折反映。 

　　盡管打從我能記事，滄桑的變遷已然大幅度修改了黃橋的面貌，比如“水改陸”優(yōu)化了交通的同時，也使一些小河、小橋走進歷史，“巷變街”放大了市容的同時，也使喧喧車馬取代了昔日的寧靜安謐。昔日的小巷多有消逝，小鎮(zhèn)的增制已使原先的格局不復可尋。然而，雖說很有些“人心不古”了，一些積淀為“集體無意識”的精神依然不絕如縷地有所承傳。時代的變遷、社會的變革，誠然要求文化心理的相應演進，只是演進中不能不遭遇種種悖論。比如黃橋傳統(tǒng)的“打會”，原本為互濟互利、彼此“共贏”的舉措，前些年何以竟演化成一場危害廣泛的“人禍”？通常倡導的“發(fā)揚老區(qū)傳統(tǒng)”，何以須得被有識之士輔之以“革除老區(qū)陋習”？個中原委，理應引發(fā)小鎮(zhèn)人深長的歷史反思和真切的現(xiàn)實求索。當然，“故往新來”是社會運行的普遍法則，文化的發(fā)展更表現(xiàn)為有所揚棄有所積累的過程，在時代的更迭中，“思古之悠情”無補于事，我們能夠做出的努力在于順應潮流而不失一份心靈守護：莫讓那些應該逝去的帶走不該逝去的，毋使那些應該到來的挾帶上不該到來的。 

　　板橋道情 

　　黃毓璜 

　　小時候，常有抱著道筒（竹琴）、拿了簡板（簡子）到家門前演唱的流浪藝人。知道這一演唱樣式在不少地方叫“漁鼓”、知道是古已有之的跟道家宣教有關(guān)的“道情”是后來的事；其時，只知道所唱內(nèi)容多為清人鄭板橋的《道情十首》，即便是“板橋道情”了。記得當年父親對以此謀生者特別客氣也十分慷慨，他是有國學根底的“開明士紳”，古體詩作多有自遣自歌的“長調(diào)”，有些散淡也有些超然。忖度其對賣唱者的欣賞，非因其“唱得怎樣”而只是投契于“唱的什么”；要不然，就不至于從書架上把那唱詞翻出來要我一遍遍讀到能夠背上。背上了不等于理解了，有所理解、有所領(lǐng)悟乃至幾十年來差不多每年都會動情地默誦幾回，自然是讀過一點板橋其人及其書畫詩文之后的事了。 

　　《鄭板橋集》分六輯收錄其詩文，其中《小唱》一輯包括的就只是流傳很廣、雅俗共賞的《道情十首》，可見作者自己也很為看重。一組“小唱”經(jīng)過十數(shù)年的增刪，成于清貧度日之中而在入仕之后刊印出來，亦可見并不是什么一時之興會抑或隨遇的感發(fā)，跟一己的落拓與得志、牢騷與疏狂無多干涉，或許跟其人于老莊之學的修受不無關(guān)系，而歸根結(jié)蒂，它流露的其實是鄭氏通觀亙古青史、歷練多味人生、品味炎涼世情達成的一種融通與堪破，是其生命意識、散淡情懷、超然心境的一次集中而直白的藝術(shù)表達。 

　　《道情十首》若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了悟”，了悟于歷史的底里與生命的玄機。前六首落筆民間蕓蕓眾生，分別詠唱漁、樵、僧、道、貧士、乞兒幾種底層人生境況。“漁翁”、“樵夫”固為辛苦謀生之“勞人”，“老頭陀”、“老道人”、“老書生”雖有些年紀，也不是修成“達人”、“高士”的哪一類，或枯守于破落山寺，或飄泊于江湖風雨，或在“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或以“數(shù)蓮花，唱竹枝”，竟日“千門打鼓沿街市”，輕靈的筆致描摹出各事其行者自守、自得于含辛茹苦的平常日子。后四首則托名“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的歌者，羅列歷朝歷代的顯赫人物，數(shù)落宮廷匪夷所思的昏迷與強暴，點破血雨腥風的帝事、霸業(yè)終究化為“廢塵”的“慌忙盡”，太息良將名相們于事無補的效力用命，那披肝瀝膽、顯身揚名者，到頭來也只能是自我耗損地“妄作那英雄漢”------前后的比照與臧否，和盤托出“喚庸愚，警儒頑”、自抒胸臆并醒世覺人的藝術(shù)旨意。 

　　中過進士、當過縣令，教過學館，守過清貧、賣過字畫的板橋，于官場以“俗吏”自謂，于藝文以“醋大生涯”自嘲，只把幾多體恤連同幾多青睞投向那些自由的性靈自在的生命。在這里，說詩人就是獨鐘無忮無求的樂天安命不及題義，以為就是對屬于“社會”的“肉體世界”無所介意、一味去膜拜屬于“自然”的“靈魂世界”也不盡然。如同他在一封家書中把“士”排為“四民之末”又極力贊成“讀書”那樣，所謂“學問在我”的說法，就分明訴告了士人“自我實現(xiàn)”愿景，只是否決那“讀書”跟“敲門磚”的干涉，否決那亂紛紛、鬧嚷嚷的仕途經(jīng)濟。私下以為，疏淡的板橋，原非絕圣棄智地“無求”于世，實乃有份彌高彌遠、超脫塵寰的“大求”不輟于心。 

　　一個兩袖清風而勤于民事的為官者，終至于鄙薄功名、“脫去烏紗帽”，心儀坊間、神往山野，從依山傍水的漁樵們那里看出“扁舟來往無牽掛”的自在，看出“茫茫野草秋山外”的無羈，從僧道那里看取“自燒香，自打鐘，兔葵燕麥閑齋供”的寧泊，看取“背葫蘆，戴袱巾，棕鞋布襪相廝稱”的淡定，乃至從“小乞兒”那里，看到“殘杯冷炙饒滋味”、“橋邊日出猶酣睡”的一份閑散自足；當然是對清凈寡欲、無爭于身外的理解與認同，是自遠功名利祿、憧憬自由生命的心跡表露，這里是否發(fā)之于那“無為”的“道”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魯迅諷喻過的那些“馳船過村”、吟詠“農(nóng)家樂”的文士們有異，他唱出的是他自己，是他崇尚自然品格、自由意志的肺腑之聲，是他對于從自我解放出來的認知。魯迅的很為推重板橋這組小唱，應該包涵了一種關(guān)于歷史內(nèi)情和生命意識的深度認同——當我們不是從“窮通”的意義上、不是從“賢愚”的意義上、不是從貴賤、榮辱的意義上去衡度人生的價值，我們也就可能臨近大自然而指向大自在地進入生命真諦的大品味、大感慨。 

　　跟“民間情懷”、“平民意識”互為表里，板橋?qū)v代“建功立業(yè)”者的漠然悵然，他的看出“豐碑是處成荒冢，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他的看出“門前仆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差不多跟那首《好了歌》異曲同工，與其說有涉“歷史虛無”，不如說是道盡了歷史的酷虐荒怪和人生無常的宿命——當作者不僅是從“民族”的、“國家”的、“歷史”的意義上去做出英雄、家國、興衰之思，而是站到“類”于“人”的高度，就可能抵達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超越樹德事功、人杰鬼雄一類世俗社會的情結(jié)，從而更為博大、更為恒定地進入天道人情的辯證與人性本真的發(fā)見，進入關(guān)于“庸人自擾”、關(guān)于“人生而自由而無往不在枷鎖中”一類哲思遐想。斯之謂包容天人的大情懷、穿云破霧的大悟徹。 

　　詩人有過直白的自陳：“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其《道情十首》，亦系“慰天下勞人”之作，是平民意識、民間傾向的自然流露和著意張揚?？少F的是，這里完全不是那等居高臨下的世事關(guān)顧、不是那種順天應命的勸勉撫慰；真正的平民意識只能以“平等”的態(tài)度、“溝通”的精誠為存在的理由和生成的前提。盛傳板橋為官就任之初，便在縣衙圍墻打出些窗洞來，意在吐官氣而納民聲。其事雖未經(jīng)查證，不過，相對于其人可考的政績、業(yè)績與不難尋摸的心跡，它倒是很可以作為板橋勤政親民的一種喻像和寫真。當懷抱平常之心的詩人，動情于“弱勢群體”的素樸之心、坦然之情，正是拌和了幾多稱羨幾多推重的意緒，在終極意義上突顯了“民本”、“民貴”的思情。明乎此，詩人的厭棄官場而傾心民間，他的“避世”復“經(jīng)世”，他的“有才終落拓，下筆絕斑斕”，就不難理喻，就不難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一位才情洋溢的藝術(shù)家世俗關(guān)懷的良知和秉性率真的血性。 

　　年前有過作家故里興化之行，聽當?shù)厮嚾嗽谖枧_演唱《道情十首》，其時擊節(jié)相和間不禁澘然淚下，為了從這組“小唱”的情韻，再度品味出那如聆天籟、如晤其人的況味，倍感絕俗而親民、孤高而和煦的詩人，跟我們休戚相通地相近相親。聯(lián)想到時下如過江之鯽的作家作品，多有涉獵現(xiàn)實“小民”和歷代“人主”的書寫；比較起并不鮮見的那些視其為“草根”而為之“請命”的“基層敘事”、尤其是，比較起日甚其例的那些視之為“圣君”而為其一一“樹碑”的“帝王敘事”來，詩人透底的眼光、高標的境界、藝術(shù)的目標、創(chuàng)造的旨意，包括那份明智的臨世態(tài)度和厚重的人文情懷，其長短、得失該是判然可辨而大相徑庭。 

　　通常所說的一等情懷一等文章、人高則詩亦高，應該并非絕對的尺度，而若論“大襟懷”對于創(chuàng)作的意義，鄭板橋和他的《道情十首》，卻不失為上好的說明。設若“心纏幾務”去“虛述人外”，缺少齊生死、等貧富、同貴賤、一榮辱的豁達圓融，沒有一種俯瞰滄桑、傲視人寰的氣度和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悟性，難以想象能以一組“小唱”，如此及于普泛、及于恒久地傳輸出振聾發(fā)聵之“大音”。 

　　“揚州八怪”作為一個畫派，或許不可言以板橋領(lǐng)銜居首，然則，其影響之深之遠，無疑為余者所不能企及。這固然取決于“為藝我從我法”的別出心裁，亦即自樹旗幟地“下筆別自成一家”；也取決于“做人不合時宜”的我行我素，所謂“常人笑我板橋怪”，當是對于有乖習見地逆向行思的自覺。在詩、書、畫、文的創(chuàng)作，他說過不少精辟的話，其至大至要者莫過于如此立論：“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固不在尋常蹊徑中也”。這里指稱了藝術(shù)蹊徑的不循常道，成就其藝術(shù)上別出機抒、獨步一時的“絕”與“怪”；也指涉了其人不劣方頭的稟賦、“不在尋?！钡慕蟊?，指涉了一位詩家不循常道的大悟大求，成就其率性縱橫的胸中氣象與筆底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