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堯：我和我的《人事科長外傳》

　　1964年秋，《雨花》雜志的負責人章品鎮(zhèn)同志來徐州，在一次約見會上，我對他談了關(guān)于目前干部隊伍中的官僚和政客作風，引起群眾的不滿情況。對此，我想構(gòu)思一篇小說，并且把思路也談了一下。章品鎮(zhèn)同志聽了挺高興，他說：“是一個好題材，趕快動手寫。稿子寫好了就寄給我。”　

　　我的寫作動作很慢，寫好總不滿意，連連改了幾遍，直到1965年10月才算脫稿，命了個題目叫《人事科長外傳》。將稿子寄章品鎮(zhèn)同志之后，他很快便打來電話，說“稿子寫得不錯，可以發(fā)表?！?nbsp;

　　不想，運氣不佳，當時正趕上了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風潮，稿子拖了下來。到1966年6月之后，“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雨花》雜志被造反派奪了權(quán)，抄出了大批的“黑稿子”，我的《人事科長外傳》也在數(shù)難逃，成了“大毒草”，認為是“朝著共產(chǎn)黨的核心部門———組織、人事方面進行惡毒攻擊的大毒草”，一封公函將稿子轉(zhuǎn)到了我工作的單位。那時候，新興起的造反派正在吹著浮土找縫隙，哪里放過這樣的材料。一夜之間，我成了這片地方上的“頭號黑幫”。大字報鋪天蓋地，上百張一輯的專欄竟出了8期。從此，我被戴上“右派分子”（聲明一下：反右時我不是右派，他們認為言論屬右派，應(yīng)定為新右派）帽子，連老婆孩子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 

　　那時候，心里很不服氣，認為自己沒有反黨，沒有攻擊社會主義，小說揭露的是現(xiàn)實現(xiàn)象，就是有一批干部官僚主義、政客作風了么。所以，我就偷偷地把被批判得體無完膚的《人事科長外傳》抄寫下來，認真地保存好。 

　　1978年6月，經(jīng)過8年的苦難，我的冤案被平反昭雪了。不久，文藝界也迎來了又一個春天！1979年3月，我被邀請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江蘇省第二次作家代表會議，我在這個會上有一個書面發(fā)言：《一個受傷的中年作者的想法和希望》。那時候，心中余悸很大，受批判的陰影重重地罩在頭上，一想起《人事科長外傳》就心跳。當初去參加會時就想，見見一些老朋友吧，從此擱筆了。但也想：《人事科長外傳》若能發(fā)表，胸中這股悶氣也許會吐出來。正在這時候，主持《鐘山》雜志的海笑同志找到我，對我說：“聽說你手里有一篇不錯的小說，當初受到過批判的，稿子還有嗎？叫什么題目？”我說：“有。叫《人事科長外傳》。我也正想向作協(xié)提個建議，看看能不能推薦一下？”海笑同志說：“你把稿子給我吧，我會認真對待的?！蔽矣侄嗔它c想法，對他說：“因為那篇小說，我一家四口受苦8年，真不想再動筆了?！焙Ｐν竟膭钫f：“現(xiàn)在不是到春天了嗎，鼓起勁來！” 

　　我回徐州后即把《人事科長外傳》整理一下寄給了海笑同志。不久，責任編輯陳乃祥同志來信，“稿子已編好，待發(fā)?！辈⒐膭?、贊揚了一番。后來，這篇稿子發(fā)表在1979年第四期《鐘山》上。意外的是，稿子發(fā)表時，在文前加了一段這樣的按語： 

　　《人事科長外傳》，是董堯同志1965年10月寫成的，曾寄給當時某文藝雜志編輯部，適巧碰上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那場鬧劇，這篇未發(fā)表的小說被認為有“嚴重問題”，作者受到審查和批判，當作罪證之一，定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全家押回原籍監(jiān)督勞動。直到1978年初才得平反改正。 

　　這篇小說，諷刺了官僚主義和政客作風 ，現(xiàn)在發(fā)表也還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據(jù)說，這是文學雜志發(fā)作品極少見的加按語現(xiàn)象。這篇作品的發(fā)表，雖然引起了一場新的風波（一些“左”派掌權(quán)者見《人事科長外傳》公開發(fā)表，曾暴跳說，“此人太反動了，那篇文章當初批判得那么厲害，他一出來就拿去發(fā)表。可見其反動、死不悔改”），但卻使我窩在胸中的悶氣吐了出來，這才有后來的重新握筆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