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幾個詞來說當下文學批評的不足和問題,我想都會和“失”有關。 “失神”、 “失范”、“失效”、“失語”、“失信”……“失神”,是說面對社會轉型時代的文化變局我們的文學批評缺乏獨立的精神立場和審美尺度;“失范”,是說我們的文學批評對當下文學秩序匱乏澄清和厘定的力量;“失效”,則是指文學批評面臨著原來的文學經(jīng)驗無法解決中國當下文學問題的尷尬,以至于面對新的文學現(xiàn)象頻頻“失語”,進而越來越“失信”于大眾。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家多大程度能夠進入到作家所經(jīng)驗和想象的世界,特別是當我們的批評家越來越學院化、書齋化,越來越遠離文學現(xiàn)場,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已經(jīng)遠遠地把批評家甩在背后,而批評家卻自甘其后。
文學批評滯后于文學生產(chǎn)新機制
新世紀,隨著網(wǎng)絡新媒體和民間資本對文學的強勁介入,中國文學格局已經(jīng)、正在、將要發(fā)生深刻的變化。但可以毫不客氣地說,當下文學批評基本仍然在舊的文學格局中開展。和當下文學現(xiàn)場相比,文學批評龜縮在傳統(tǒng)的所謂“純文學”的領地。說到文學現(xiàn)場,什么是當下中國最大的文學現(xiàn)場?最引人注目的事實莫過于網(wǎng)絡點擊機制和圖書市場暢銷書生產(chǎn)機制對傳統(tǒng)的文學生產(chǎn)、傳播、消費和評價的沖擊和改寫,這直接影響著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中國文學的格局和走向。文學的大眾化、世俗化對于習慣于將文學看作是少數(shù)人事業(yè)的精英文學觀是一個很大挑戰(zhàn)。但令人遺憾的是,對于這片海量和蕪雜但同時可能孕育生機和新變的文學新地,我們的文學批評依然處在拓荒的階段。而即使是那有限的拓荒,按我看,所抱持的還是傳統(tǒng)的文學慣例。舉一個例子,網(wǎng)絡博客發(fā)表詩歌是近年的一個重要文學現(xiàn)象。某些詩歌博客其實是紙媒詩歌的倉庫。這一類的詩歌由于最終還是要在紙媒上發(fā)表,基本上不具有太多的“網(wǎng)絡性”;另一類就是和日常生活構成“互文”的紀事詩。在紙媒資源相對緊俏的客觀現(xiàn)實下,博客的無限量恰恰為這一類詩歌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去處。因此,一定意義上,也許只有“梨花體”才是真正的博客時代的詩歌。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堅持傳統(tǒng)的詩學標準和尺度,博客詩很多就不能算詩。換句話說,如果從“梨花體”這一類詩歌中看到網(wǎng)絡詩歌寫作方式的新變化,我們可能會轉而去調整詩學尺度,尊重這種寫作中所蘊含的新的文學想象。同樣的情況,對于《狼圖騰》、《山楂樹之戀》、《藏地密碼》、《小時代》和《風語》這些按照暢銷書機制生產(chǎn)出來的文學作品也適用。如果我們的文學批評只是簡單地將它們和傳統(tǒng)的長篇小說進行文本對照衡長論短是不足以揭示這種文學現(xiàn)象的。而如果把它們看作一種新的文學現(xiàn)象,我們的文學批評就應該去深入研究其文本內外的“新文學”質素。
文學批評如何應對個性化寫作
潮流化和代際化曾經(jīng)是當代中國文學現(xiàn)實,但進入新世紀,文學書寫越來越裂變?yōu)閱螖?shù)的“個體”寫作。不成“潮”,不在“代”的寫作是我們必須正視的文學事實,但我們的文學批評仍然習慣以想象的復數(shù)的“潮”和“代”去描述活生生的單數(shù)的“個”。
以“70后”作家做例子。在所謂的“70后”作家中,七格的《形式國》、《德國精神》、《真理與意義》、《語法樹》,無論是形式和內容不僅是“70后”中異數(shù),甚至是整個中國的異數(shù)。而當中國文學在1990年代收獲了一批成熟的“70后”作家,有誰會想到,在新世紀又會涌現(xiàn)映川、姚鄂梅、魯敏、徐則臣、李浩、東君、娜彧這些各各不同的晚熟的“70后”呢?
再比如關于新世紀文學討論最多的“底層寫作”的差異性和區(qū)別性,我們究竟知道多少。當閱讀了殘雪的《民工團》和娜彧的《紙?zhí)焯谩愤@些同樣“寫底層”的小說,我們還能相信那些概括出來的“底層寫作”的共同經(jīng)驗嗎?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個”文學時代的不斷深入,個體寫作的偏離性和文學研究的規(guī)約性的裂痕將會越來越深刻。
應該說,面對新世紀越來越離散的個性化寫作,當下文學批評還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而事實上,這種豐富的個性化寫作對于中國文學未來的多樣態(tài)的可能性恰恰是重要的。
重建文學批評的公信力
我們時代的文學現(xiàn)場和批評家的工作現(xiàn)場距離越來越遠,現(xiàn)在該到了文學批評質疑自身存在意義,重建公信力的時候了。而質疑也好,重建也罷,文學批評必須思考一些基本常識問題。所謂常識問題,我認為有三個最為關鍵:一是文學批評必須“到場”和“到崗”。必須明確文學批評不完全是書齋里的學問。學院化、學理化不是文學批評脫“崗”和離“場”的遁詞。文學批評“到場”和“到崗”不只是不斷追蹤新作家新作品的問題,還關系到熟悉新的批評生態(tài),掌握新的批評媒介,運用新的批評范式的問題。網(wǎng)絡、都市報、時尚雜志、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呼喚新的媒體文學批評。對于新媒體文學批評和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關系以及差異有待在實踐中深入研究。嚴格地說,當下文學批評與中國飛速發(fā)展的新媒體很不相稱?!暗綀觥焙汀暗綅彙保幸粋€問題需要正視,中國文學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國場域。因而,我們不僅有理由要求批評家懂文學,而且必須懂“中國”,懂“中國問題”。批評家不只是文學鑒賞家,他應該是一個有現(xiàn)實關懷的“雜家”。第二,文學批評必須“批評”。從中國文學批評的現(xiàn)實看,當下有理有據(jù)對中國文學挑刺找茬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批評很稀缺。批評家和作家一團和氣抱團取暖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批評的鋒芒越來越鈍化。第三,文學批評必須“文學”。當下文學批評越來越“非文學化”值得警惕。以近年“小歷史”視角敘述近現(xiàn)代中國史的長篇小說為例,如何對《兄弟》、《笨花》、《圣天門口》、《受活》、《生死疲勞》、《赤腳醫(yī)生萬泉和》、《致一九七五》、《啟蒙時代》、《河岸》、《風和日麗》等進行文學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批評界對這些小說關注的熱點往往集中在和“大歷史”敘述的意識形態(tài)角力。問題是文學的任務僅僅是提供一種不同于正史的地方史嗎?對于這些小說,如果我們還只是將其意義設定在歷史的真?zhèn)沃嫔?,顯然是一個背離文學常識的偽命題。而且寫小歷史、生態(tài)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層史以及庶民日常生活也并不必然保證通向的就是文學之路。也就是說,如果不從意識形態(tài)角力的角度來論,這些“小歷史”敘述有沒有自足的文學意義?
具體到每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批評家,首先要追問的是,“誰”在批評?“批評”語源來自希臘文的“判斷”和“能批評的人”。“誰”在批評,出乎其外是文體、修辭、語體等等,入乎其內則是批評者的獨立精神立場和文學觀,批評站在什么位置發(fā)出自己的聲音。觀察當下的文學批評,是“誰”在批評,是“誰”發(fā)出的聲音,越來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們感覺不到文學批評從業(yè)者獨立的文學觀,感覺不到他們的體溫和心溫。在這里,我們甚至不害怕批評者的偏見和異見。一定意義上,最可怕的不是偏見和異見蜂起,而可能是唯存共識。因此,理想的文學批評生態(tài)是不同精神立場和文學觀的并起和交鋒。其次是為什么要進行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僅僅是作為人文學科的“非常精確的智識勞動分工”(薩義德),作為謀生手段之一種而存在嗎?即便從“智識勞動分工”角度所賦予文學批評的文學史、文學理論、媒體批評的職責,我們的文學批評也不能算稱職。而且,除此之外,文學批評應該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更為廣闊的社會,介入到現(xiàn)實中間。再有就是怎樣進行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從業(yè)者必須意識到的是在當下中國生活并且進行文學批評實踐,因而,如何開展文學批評,運用怎樣的批評資源和批評范式開展文學批評是無法回避“在中國”這個現(xiàn)實處境的。從這種意義上,每一個文學批評從業(yè)者都面臨著不斷重新做“會判斷、能批評的人”的問題。無論怎么說,在當下,文學批評從業(yè)者仍然是文學教育、作品遴選和推介以及文學傳統(tǒng)積累等文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批評從業(yè)者只有通過廣泛的批評活動才有可能重新確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建立起文學批評的公信力,同時重新塑造文學批評自己的形象。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