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毓璜：批評不可缺失有效性和公信力——學院批評一面觀

　  文學批評發(fā)展到當下這個樣子，滿谷滿坑而應時應節(jié)了，一些雖說匱乏名作卻分明擁有名氣的作者們，想不遇逢批評就不容易，還不乏這樣的情形：名家那邊等閑一部作品剛剛出爐，就有批評家早就等在那里似地一擁而上。讓人不能不疑惑著批評者的過剩與批評的過量，感受著過于熱乎的批評界的幾多饒舌、幾多聒噪。

　　在眾聲喧嘩中聽不出什么，仍然要去說批評的“缺席”、“失語”，顯然是另有所指，是指批評“不在場”地說話，說些不靠譜、不著邊、不說還好說了反而糊涂的“話”。比肩接踵的研討、鋪天蓋地的專版提供了平臺，批評家反復著說，游轉著說，湊合著說，結伙著說，大體說不到多少“文學的話”，說不了幾句“自己的話”，說不出什么“新鮮的話”。

　　在這樣的情勢下，對于學術、學理、學科的呼喚勢所必然，“學院批評”的崛起實屬“應運而生”的好事，有可能從這里冀望批評的轉機。然而，當其批量涌現而蔚為大觀，讀者的希望與失望又與日俱增地構成悖論，普遍的外在垢病是否昭示了內在的病灶？提醒必要的審度和診察。 

　　“學院批評”的界定，是否借鑒了早年繪畫上的“學院派”的提法？是否沿襲了對于基本功訓練、學術規(guī)范以及藝術傳統(tǒng)、院內師承一類特質的強調？這些並無尋究的必要，須得指明的是，時下所說的“學院批評”，並非指那種有定性內涵的流派，如“讀者反映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那樣，或以“讀者反映”取代“作品文本”研究，或以揭示傳統(tǒng)偏見及其內在矛盾為務，或執(zhí)著于探尋心理經驗中的“原始意象”等等?！皩W院批評”云者，只是指“在學院的人寫的批評文字”。非關流派的界域和風格的特質，是跟藝術態(tài)度、審美旨趣、價值取向趨近的“團隊”有異的“偽團隊”，難以籠統(tǒng)而劃一地加以“學理”的界定和評說。能夠做的事，大概就是常識意義上的考量，看看其通常執(zhí)著于什么、缺失了什么。

　　 　有一種描述指涉于學院批評，稱“學術登場、思想退位”，乍一聽是那回事，再一想也不免糊涂：“思想退位”是實，思想退了位，“學術”如何“登場”、登上場以后又怎樣？這也許正是癥結所在，從存在樣態(tài)的基本部位提示了一種探訪的路徑和尋究的要點。

　　毋庸置疑的是，學院批評以知識、資源的擁有見長，知識、資源的擁有理所當然地在先決和前提的意義上構成批評者的功力并底氣。然則，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如同前賢在“學”與“思”上揭示過的辯證關系那樣，批評家面對的其實是“學問家”與“思想者”的雙重要求。通?？梢姷囊恍┈F象，諸如批評成為理論的說部，成為創(chuàng)作的跟班，成為理論跟創(chuàng)作一廂情愿的對接，成為批評者跟批評對象“二人轉”式的“調情”，大體訴告了“思想”缺失這點因由。缺失思想的批評流于學術自身的表演是順理成章的事，表演的巧拙自是各有不同，表演欲的膨化卻使批評被學術牽累的情形走向表面化。當“學術”成為一種標榜，甚至文章有沒有足夠的長度、有沒有閱讀的難度、文中有沒有足量的專用名詞、文后有沒有幾十條“注釋”，也成為一種“學術性”的展示和認定；當批評不是依靠“學術支持”而是依賴“學術梳妝”，“退位”的不只是“思想”而就連同了“批評”本身?？苛藢W術來張燈結彩。依循理論去“按圖索驥”，抑或面臨對象去“摁驥入圖”，也許是極端的情形，但應該說，它從普遍的層面上寫照了批評亡失“自我”的情形。作為“思想者”的批評家，自我亡失注定其無所作為而奉行別一種“受命說話”——人們比較容易注意到的是“受命說話”跟大大小小的“權力”、明明暗暗的“利益”以及層層級級的“組織”、因因果果的“關系”之間的牽涉；比較容易忽略的則是，那種一味依憑理論、一味放逐自我的批評，也是一種服膺“他人引導”的“受命說話”。

　　批評者面對對象還是面對理論的倒置，自難免曲囿、偏離于批評對象的實際，通常就不難見到一些做派：鎖定一點、一面甚至于片言只語去做出“膽大妄為”的武斷立論，“以意為之”的過度闡釋，“言不及物”的自說自話，“言不由徑”的天馬行空。如果說，那種棄置對于批評對象具體的學術照察和學理剖析，動輒以大師來哄抬抑或以垃圾來貶斥，顯見得“立場鮮明”而“立論虛妄”；那么，強調學術學理的批評家不甚介意其批評對象的具體，讓批評對象成為演練學術學理的一點“因由”、一種“例證”，通常就不能不示人以“立場不明”而“立論曖昧”了，難怪讀眾抱怨于批評卻又呼喚于批評，我們似乎顯見得還處于一種“前批評”時代。

　　不妨說，批評的角色位置在于理論和創(chuàng)作之間，只是歸根結底，批評的價值只能實現于對于后者的“發(fā)現”和對于前者的“提供”。事實上，貧于發(fā)現、疏于提供差不多成為時下批評包括學院批評的宿命，不是因為別的，正在于批評者亡失自我的“受命說話”。我不是苛求于別立新宗的理論創(chuàng)造和標奇領異的新質發(fā)見，那或許有待時日、有待“出現”。我只是以為，無視理論自身的活力，無視作品作為活體的性質，無視理論與創(chuàng)作互動、互生的法則，強調進入學術學理卻以犧牲這種進入固有的“思想”要求為代價，我們大概除了涌現老老少少的“冬烘”、“學究”便不能再指望造就什么。

　　私下以為，被我們逼退的思想，就是一種思維活動并能到達“結果”的“能力”，一種古今、中外、此彼、表里之間的聯系和探究的能力。前些年參與博士生們的論文鑒定，對一種情形感受良深，我說的是輪到評語之外據規(guī)定去為學子們打分，“知識面”、“學術視野”一類欄目，往往可以無多猶疑地給定高分或較高分，到了“科研能力”一項，則每每要犯躊躇，蓋因如同大家都在服膺“述而不作”，鮮見“思維活動”的“結果”，洋洋灑灑繁花滿枝，卻難于尋見結出了什么，這大概也從普遍的層面上昭示了“我思”、“我想”的“能力”匱乏。

　　當然，就時下的學院批評徑直而言，比“能力問題”更可言說也更為重要的是“態(tài)度問題”。比如，執(zhí)著于“學術”乃至“純學術”的追求、有意于“學術領域”乃至“學術前沿”的奔竟，卻相當普遍地自覺奉行排斥批評對象諸多外在關涉的做派，排斥現實的相關思考首當其沖。俄國人也不妨說是美國人納博科夫當年揶揄過的“高雅迷”好象恰恰指稱了我們，似乎涉及了社會便有失高雅而墜入了低俗。其實，如同我在一篇議論中指出過的，即如批評前沿位置的題義中，學術前沿跟時代前沿往往是互為表里的，藝術的前沿思考跟相應的時代、社會思考常常存有內在約定的關系。特別是于知識裂變、社會更變頻仍的時代，沒有一個堅定的立足點、堅實的觀測點，沒有人們置身的世界、廝守的現實相關，讀眾固屬不得要領，生出些非議來也勢所必然。不免想到貝婁先生的高論，他說過：“無怪乎我們社會上真正有權勢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或是科學家，對作家和詩人都嗤之以鼻，原因在于他們從現代文學中看不到有人在思索任何重要問題?！彼谒莻€時空里就作家而言的一番話，于我們的批評家或許不無啟示和補益，不至于把它跟文學必須面對重大問題混為一談。

　　應該看到，學院批評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改觀了學院學子的研究方位和格局。突出的便有一改往昔重古代、現代而輕當代、晚近的傾向，現場的關注和投入興會無前而造成聲勢，現場批評的重心、重鎮(zhèn)已然轉移到學院的說法成為不爭的事實。如同我們已然感受到的那樣，學院批評稱得上乘者，以積累厚實、學理嚴謹的優(yōu)勢，規(guī)范并救失于批評的浮泛和隨機，有理由樂觀地從這里去瞻望批評的前景。問題在于：“積累”與“積習”同在，諸如重“史”而輕“論”，重“研究”而輕“批評”，多求“成果”而少問“貢獻”，多求“言之入理”而少問“言之有物”，對有定評的名家趨之若鶩而對有潛質的新進無所問津——舉凡以“知識”混充“見識”，以“梳理”取代“學理”，總是麇集于那幾位作家身邊說些大同小異的話，總是曲里拐彎地說些淺入深出的話；舉凡那些厭煩了作者也讓讀眾倒胃的批評，大體都訴告了學院積習的延拓和變奏。批評可以借助于“史”、“論”，批評可以面對現象、思潮、流派以及具體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等等，然而，在狹義的“學科”意義上，批評不能不區(qū)別于“史”與“論”也區(qū)別于“賞析”與“研究”的內質界定。從這個意義上說，相對于批評“學科建設”的呼喚，不只是批評學科自身的要求，更為批評在其實踐中長善救失所需。

　　這當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工程，需要在繁富的學術綜觀、清晰的學理厘定中做出努力。可以肯定的是，文藝批評作為一種前沿觀察和運動中的把握，并不能依賴于、局囿于理論的先在和預設，并不能孤立地、靜止地、一鱗半爪地審視對象。批評固然是闡釋，只是如前所述，其生命和活力集中表現為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現，所謂批評是“為別人創(chuàng)造文本”，它以開掘和發(fā)現啟示于創(chuàng)作與閱讀，同時，也不斷給理論做出新的提供、增添和匡正。

　　面對雜沓紛呈的創(chuàng)作實踐和變動不居的文藝現象，我愿意再度強調，批評家尤其是處于“學院”、“學術”圈子的批評家，需得閱讀作品更需要閱讀社會，需得借鑒“西方文論”更需要確立屬于自己的話語、建構屬于自己的型制。需得強化“學科”意識、“學理”意識，更需得強化批評的“對象意識”和開闊與之相應的現實視野。當下，面對迅捷的社會變遷與審美遷變，文學的思考跟社會的思考無可規(guī)避地要求構成某種同步關系，思想的退位跟“知識”的空缺一樣，都可能造成批評的尷尬，造成批評有效性和公信力的喪失。（原載《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