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蘇童講自己的文學故事

　　蘇童喜酒,葡萄酒嘗過一口便知產(chǎn)地；蘇童愛煙,采訪的途中不停地說“抱歉,能不能抽支煙?”提起新書《河岸》的簽售會,蘇童半開玩笑,現(xiàn)在不比以前了,不知會不會有人來? 

　　雖然自稱“不紅”的作家,蘇童巨大的影響力卻在8日的“嶺南大講壇·文化論壇”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證。他主講“寫作的理由”,不僅能容納幾百人的演講廳人滿為患,就連增設的三樓遠程會場也擠得滿滿當當,一些來得晚的聽眾只能站上兩個小時聽完講座。觀眾提問環(huán)節(jié),一個小女孩稚嫩的童音一出,全場沸騰,也讓蘇童驚訝了一回。這次,他的小粉絲只有十歲。 

　　講座之前,蘇童說,作家講座,無非是拉拉家常,說說自己的事兒,一副輕松的模樣。但當他真正拉起家常,說起鄰居的悲慘遭遇時,竟一度語噎,只是不停地說“難受”。身邊的人事物能勾起蘇童無限的感傷與回憶,市場好壞對他來說卻無關痛癢,“反正還有點閑錢買酒喝?！碧K童吐了一口煙圈,說自己還是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文學青年。 

　　蘇童,這樣一個不老的老作家,一個“理想主義的文學青年”,會有怎樣的文學故事? 

　　文學與幻想 

　　對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學的源頭 

　　我第一次所謂的幻想是這本畫報帶來的,它讓我開始胡思亂想。我寫《婦女生活》,估計就跟這個畫報有關系。 

　　對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學的源頭。我上中學的時候,我媽媽要做一套棉襖,就把一個女裁縫請到家里。她拎著一個籃子,這個籃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一整套工具。有一天,她把籃子扔在我家里,我一翻,發(fā)現(xiàn)籃子里有一本發(fā)黃的畫報,是一本被撕掉封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上海灘的電影畫報。打開一看,里面有幾個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條船上,是要去春游。我馬上就掏出來看,我倒不是對美女有興趣,而是對發(fā)黃的畫報本身感興趣。因為那個時代非常特別,所有老的東西、舊社會的東西、發(fā)黃的東西是看不到的,當我偶爾得到這本發(fā)黃的東西,我會很認真地“學習”。現(xiàn)在回想起來,自己第一次所謂的幻想是這本畫報帶來的,因為它給我?guī)砹艘粋€依靠,讓我開始胡思亂想。當然,這是所有年輕時候的胡思亂想。我現(xiàn)在想起來,我寫《婦女生活》,估計就跟這個畫報有關系,慢慢發(fā)酵的。 

　　另外一個非常奇特的經(jīng)驗是,1971年,我現(xiàn)在記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個時候有線廣播都在播慶祝巴黎公社100周年,而我們幾個孩子聚到自家對面的一個院子里的天井,去纏著當時的一個青年工人給我們講故事,他讓我們給他扇扇子,我們馬上很殷勤地給他扇。當時,我們聽的故事叫《綠色的尸體》,光是這樣一個名字,對小孩子就有極大的誘惑。就那樣,廣播里在放著“革命,革命”,我們卻在聽著綠色的尸體的恐怖故事。這種經(jīng)歷太過難得。 

　　文學與運動 

　　白天我操作我的身體,晚上我操作文字 

　　在不同的文體當中,文字的狀態(tài)是不同的,是讓它奔跑,還是任它跳躍,我覺得一個作家享受的就是這種發(fā)現(xiàn)的樂趣。 

　　我的寫作是從大學時期開始的。1980年代,那應該是文學的一個黃金時代,我在那個時候開始寫作,自然帶有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色彩。好多人今天問我為什么寫作,寫作的理由,問我說如果告訴你明天地震或全球毀滅你還會寫作嗎?這種極端的問題放在1980年代,我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因為那時候的氛圍,就是你是一個青年人,你就應該寫作,不寫作你不是有病嗎?就是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我開始所謂真正的寫作。從詩歌寫到小說,持續(xù)了我的整個大學生活。 

　　我一直覺得我寫作的理由跟一個詞有關———運動。我的身體迷戀運動,我的內心在迷戀另外一種運動———文字的運動。在大學時期,我不論刮風下雨,都會去籃球場,后來學校有人問你們有個寫小說的是誰,同學就說,就是那個天天去籃球場的。我對文學強烈的追逐,我覺得也是因為喜歡那種文字的運動。白天我操作我的身體,讓它一直處于運動當中,晚上我操作文字,讓文字在我手下不斷地運動,我覺得文字很像一個運動的身體。比如說田徑運動我們講爆發(fā)力,講節(jié)奏,我覺得所謂寫作,就是你目睹文字運動起來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節(jié)律運動起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的寫作,真的沒考慮太多形而上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我寫作真正的理由,就是對運動的專注和迷戀。在不同的文體當中,文字的狀態(tài)是不同的,是讓它奔跑,還是任它跳躍,我覺得一個作家享受的就是這種發(fā)現(xiàn)的樂趣。我就是發(fā)現(xiàn)了這種樂趣,一下子陷進去了。 

　　文學與生活 

　　我最有感情的是產(chǎn)業(yè)工人,卻一直沒有寫 

　　我對產(chǎn)業(yè)工人是最有感情的,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塊寶藏,一直沒有開發(fā),也不敢開發(fā)。 

　　我自己在梳理寫作與生活關系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一個很大的矛盾,這個矛盾甚至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說,我真正最有感情的,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塊寶藏,一直沒有開發(fā),也不敢開發(fā)。一般來說,作家對什么最有感情就寫什么,我對產(chǎn)業(yè)工人是最有感情的,因為我母親是一個工人,我自小生活在工廠區(qū)域,從小就是在工人群中長大的,小時候吃飯都要到工廠里面去,我母親在車間的時候,我就要到車間里去吃飯,在水泥廠的那些粉塵當中吃飯,但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有寫過一個表現(xiàn)產(chǎn)業(yè)工人的故事。 

　　還有一點,從小時候到前幾年,我覺得我始終生活在底層中,生活在非常市井化的環(huán)境里,所以我很熟悉市民的生活場景。我寫《妻妾成群》的時候,是住在南京一個破樓里,是解放前就有的房子,這個破樓的周圍有很多1970年代下放到蘇北、1980年代回城的人搭的窩棚,這些回城的人員有一個非常奇妙的職業(yè),都是鐵匠,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丁丁當當”的聲音當中寫作,但是,我也沒有寫這些故事。 

　　后來我搬到另外一個居民小區(qū),這個小區(qū)住了很多的回民,我記得我在這個小區(qū)住了近10年,到了第6年,鄰居才知道這個人是寫小說的,因為他看了《揚子晚報》,上面有一張?zhí)K童的照片,他指著我說,你就是蘇童?以前我天天經(jīng)過的時候,他們的印象是這個男人挺有力氣的,因為我負責買米,一買就是20斤,我會提著米從這里走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這個作家的生活跟窗外的世界確實是分開的。 

　　文學與生命 

　　對我來說,文學是救生船 

　　文學對很多人來說是渡船,過了河就沒用了。但對我來說,文學是救生船。 

　　現(xiàn)在仔細一想,寫作這個行當,真的像一種交通工具,像一艘船,對很多人來說,她像一個渡船,他渡過河對岸,船就沒有用了,他就不搭這個船了。 

　　大家知道,文學現(xiàn)在影響甚微,甚至有點邊緣,但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原的某幾個省,文學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說月報上選摘一篇小說,你就可以當上縣作協(xié)、文聯(lián)的主席,如果被選了幾篇,可以當上地區(qū)的主席,所以寫作有一段時間是被利用了。對于有些人來說,是渡船到了岸邊,他們就該下船了。而我個人覺得,它是一艘救生船。 

　　也許,我夸大了寫作對于生命的意義,但是,我一直相信這么一句話,好像是美國的學者布盧姆在《美國精神的封閉》里說,寫作這個行業(yè)從來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好,當然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更壞,但是,寫作最大程度教會了一個人品嘗和利用孤獨。不要把孤獨當做一種負面的情緒,所謂寫作,不就是品嘗和利用孤獨嗎,一個人的孤獨,很可能是一千個人的孤獨；一個作家的孤獨,很多是社會化的情緒。 

　　先鋒與傳統(tǒng) 

　　往后退一步,我還能寫什么? 

　　“先鋒”這個詞本身是挺美好的,但是離我自己的寫作非常遙遠,非常模糊。 

　　現(xiàn)在在高?；蛘咴谠u論界,都說蘇童是一個“先鋒派”的作家。那是因為在1987年到1988年之內,我留下的文本帶有強烈的實驗性。我自己解釋,我那時候就是一種破壞秩序的心態(tài)。這是最原始的動機,這個動機無所謂好壞。“先鋒”這個詞本身挺美好的,但是離我自己的寫作非常遙遠,非常模糊。 

　　我覺得有兩件事讓我思考到底我應該寫什么樣的小說。我還在當所謂“先鋒小說家”的時候,有一個江蘇的同事非常瞧不起我,別人都在夸我,他卻狠狠地批評我。他的理由非常簡單,他說蘇童,你的小說不稀奇,要人物沒有人物,要故事沒有故事,你不是存心讓人看不懂嗎?還不如寫一本天書。我從來沒有在你的小說里頭讀到一個故事,從來沒有看到你塑造過一個形象,為什么要讀你的東西?我當時還挺謙虛的,這么尖銳、不留情面的話我都聽進去了。另一次是我約馬原寫篇小說,大家知道馬原是先鋒小說的“帶頭大哥”,他給我回信說,我最近正想寫一個古典的小說,我未來如果給你一部小說,一定跟原來的小說都不一樣。當時他說的這個“古典”用詞并非是現(xiàn)在的“古典”,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其實是要離開所謂的“先鋒”寫一個非常“老實”的傳統(tǒng)的小說。同事的批評和馬原的那封信給我非常大的啟發(fā),我確實很好奇,以前我們對創(chuàng)作的要求是前進、前進、前進,當時我覺得我有一個新的想法,往后退,往后退一步,退兩步,我還能寫什么?所謂“退”就是寫我們的傳統(tǒng)小說。《妻妾成群》正是在這么幾個背景下的產(chǎn)物。 

　　記者訪談 

　　蘇童:我一直在探索“人性之難” 

　　新作《河岸》我扛起了那個時代的壓力 

　　記者:有些作家寫作是因為一種思想,還有一些是因為一種情緒,甚至是一個突然的念頭。你的新作《河岸》寫作的緣起是什么? 

　　蘇童:寫《河岸》是源于我對于河流的感情。我父母都是江蘇揚中人,這是一個四周被河流環(huán)繞的沙洲。每一個男孩,在十三四歲的時候都必須跨過這條河,到旁邊的上海、蘇州去打工,我父親也是這樣。等我們全家搬到了蘇州,又是一個水鄉(xiāng),我還記得我們家住在蘇杭大運河旁邊,蘇州到常熟的船每天都從我家門前經(jīng)過,這構成了我對河流最初的印象和感情。 

　　我一直都想寫河流,在之前寫的散文《河流的秘密》里涉及到了河流,但這個想法其實并不清晰。直到前幾年我?guī)畠夯靥K州去看寶帶橋,這座橋和我記憶中的已經(jīng)完全不一樣了。但是那天,我看到了8艘駁船組成的船隊,我已經(jīng)很久沒有看見過駁船了,所以那個船隊一下子激發(fā)起我對童年的記憶,因此關于河流的想法越來越清晰,我要寫一個關于船隊的小說。 

　　記者:外界對《河岸》的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它代表了你寫作的最高水平,而另一部分則表示“寫法有點舊”、“難以吸引人”。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這部作品? 

　　蘇童:我不是一個狂妄的人,所以很難說跟別人比怎么樣。但是我覺得《河岸》是我寫作生涯里最重要的作品。一個是因為《河岸》完成了我寫河流的夙愿,另一個原因是以前我寫作很任性,可以說是“性情之作”,我一直在躲避有壓力的東西,這也是為什么我的作品時代背景這個東西都是虛化的。但這次我把這些壓力都接住,扛住,不管接的夠不夠好,姿態(tài)是不一樣的。這次我是鄭重其事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描繪1970年代,正如巴爾扎克所說,一部小說就是一部私人的民族史。這是這部作品對我來說最重大的意義。 

　　記者:時代性確實是《河岸》區(qū)別于你之前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征。雖然可以看出來你對那個時代是帶批判性的,但對于那個時代的描繪卻是興高采烈的?《河岸》把時代定位在70年代,對于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讀者來說可能很有共鳴,但對于年輕讀者,卻很難感同身受? 

　　蘇童:表現(xiàn)時代也是我寫這部小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沒有用很悲情的語調去寫,是因為那個年代本身就是歡天喜地地進行著悲劇。我當時只是一個小孩子,小孩子是沒有世界觀的,所以從我的視角來看,這個世界是興高采烈的。比如說那時候歡送上山下鄉(xiāng)的青年都是敲鑼打鼓的,像過年一樣,沒有人認為那是一件悲慘的事情。我寫作的狀態(tài)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感性的,是關于童年的記憶,但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作家,理性必然會介入,形成一種批判性。 

　　關于讀者的問題,確實年輕人不能理解那個時代一些不用明說的背景。比如說“腐化分子”這個詞,對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非常熟悉,但年輕讀者根本不理解這個詞的含義,什么叫腐化墮落。我和出版社說,不要指望書賣得好,年輕人肯定對這些東西沒感覺。 

　　文學創(chuàng)作下部小說將轉寫現(xiàn)實題材 

　　記者:之前你的小說可以歸入“新歷史小說”的范疇,所謂的歷史都是一種虛化的背景。而這一次,正如你剛才所說“扛住了壓力”,鮮明地寫出了時代特征。是什么事情觸動你有這樣的改變? 

　　蘇童:在我生活當中有件特別重要的事情,我的一個鄰居因為炒股,這是2007年以前的事情,很多人交錢給他,讓他幫著炒。所以,他收了很多親朋好友的錢幫他們炒股。但是,2006年的時候股市一塌糊涂,我經(jīng)常出門,路過他們家旁邊的時候有很多氣勢洶洶的人,都是上門要錢的。這個中年人他實在是走投無路了,他不想讓他的女兒也受苦,就殺死了自己的女兒然后自殺,但自殺未遂。 

　　生活當中真的是有一些事情,就算我不是作家,這個事情都會影響到我,更何況我是。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非常重大,有很長時間,這個悲劇的陰影在困擾著我,這個是非常殘酷的事情,逼我思考很多的東西。大家在說一個作家的良知感、道德感,很理論。但是,只有在一個真正的事情發(fā)生之后,才真正明白。當我想起這個鄰居死之前,他跟他女兒散步看我的眼神的時候是不一樣的,是一種非常奇特的內疚,這跟我的職業(yè)有關系,也許沒有關系,但是它是存在的,它對我的創(chuàng)作可能會發(fā)生某些微妙的影響。 

　　記者:在你的寫作過程中,有沒有一以貫之想要表現(xiàn)的主題? 

　　蘇童:我一直想表達的是“人性之難”。我一直認為文學其實是人學,人性這個東西就像黑洞,沒辦法去說盡,因此才需要不停地去探索。這個探索的過程不能簡單地說“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惡”,我不贊同將預先設置的立場帶入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 

　　記者:雖然你說不會將人性的善與惡作為預設立場帶入作品中,但從結果來看,似乎表現(xiàn)人性黑暗面的作品更多一些? 

　　蘇童:我的長篇小說比較有這個傾向,但我的中短篇小說中人性通常是復雜的,綜合的。《米》是一個比較陰暗的作品,這可以說是我一篇探索性的小說,雖然《米》的語言是傳統(tǒng)的,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先鋒小說,但內容卻是非常大膽的。在《米》當中我試圖探索人性惡的最大值,就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親情本來應該是溫情的,但在《米》當中卻是扭曲的,被異化的。可以說《米》是我的一個科學實驗,但它并不代表我的世界觀。 

　　記者:你說你對產(chǎn)業(yè)工人有很深厚的感情,未來的寫作計劃是什么,會不會涉及這方面的題材? 

　　蘇童:下一部長篇小說正在計劃當中,這部小說將轉寫現(xiàn)實題材,但不會局限于一時一地,會有時空的交錯。